做官和做学问，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分量孰轻孰重，至今依然是无法证明的“歌德巴赫”猜想。但从趋之若鹜的每年报考公务员行列中，可隐约作出这样一个模糊的判断。现代年轻人，做官的意识在增强。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他们感觉到还是做官有保障。他们看到了公务员待遇的迅速增长，已非普通公民可及。虽然报纸上宣传的是离退休企业职工年年在增加工资，而公务员却没有。但人们感受到的是，单公务员的奖金和补贴就已远远超过普通公民的全年收入。这可能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要抢着当官的原因。现在是只要有官，那怕当村官也愿意。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些莘莘学子，苦度十年寒窗，最后选择去当村官的目的，难道真是想带领农民一起致富吗？
我总觉得大学生争着当官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他说明官场的权和利正吸引着年轻的一代。当然干部队伍需要知识化，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更需要知识化，做学问的人都争着去当官，不利于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当官和做学问不能兼顾，想当一个全心全意为民的好官，就做不好学问。如果把当村官当作一种过渡，那么这个村官也肯定当不好。不要看到几个典型就觉得形势一片大好，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有人做过分析，当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成反比的。当然他的分析材料是已经死去的古代学者和官吏，古代文人当官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拒官型：这类人不愿当官，专心做学问，他们大多是一代宗师，如东汉的郑玄、皇甫谧。
二、辞官型：这些人当过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辞官做学问。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是在辞官以后完成的，如明代的李贽、清代的袁枚。
三、罢官型：这些人不是不想做官，而且也想做个好官。不过官场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凭自己的意愿就能把官当好，他们被罢了官，但却因祸得福，使他们有了做学问的时间。如唐宋八大家的苏轼，扬州八怪中的郑燮。
四、无官型：这些人有学问，也想当官，但没有机遇，所以只能隐居做学问，如隋代哲学家王通，清代王宗羲、顾炎武。
五、官学交替型：这部分人时而为官，时而做学问。如宋代朱熹，三上三下，他的著作却都是在每次下台后完成的。尤其是在他晚年下台后，闭门著书，成就了他一代理学宗师。
研究表明当官和做学问的函数关系是成反比的，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学者，就必须放弃做官的念头。国家也应该为他们创造做好学问的条件，不要给他们加上许多头衔，让他们忙于接待记者，到处做报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年两弹一星的元勋，都像隐士一样默默无闻的做他们的学问，以致成为各项各业的泰斗。在我国学术气氛还不浓，尖端知识分子还不多的现状下，想当官的人增多并不是好事。做好学问并不等于不能为国是出谋划策。南朝有个陶弘景，梁武帝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梁武帝只能经常派人登门求教，因此时人称他“山中宰相”。这有点像现在的“智库”，当代知识分子可以做领导的“智库”，把好点子提供给决策者，不必争着去做官。当然这也得给他们创造条件，使现在的大学生觉得做学问比做官合算，否则他们还是会争着去做官，这涉及到“永恒的利益”，不是几堂政治思想教育课能解决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