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代文人对陶诗自然朴素之风多有赞誉，他的决然拂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成就了他的身后声名，其诗文中浓郁的田园气息自然风味塑造出一个冲远高洁的隐士形象。殊不知对于出仕与归隐，陶渊明始终有一种徘徊激烈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从其言志抒情的诗文中便可嗅出端倪。
关键词：陶渊明出仕归隐矛盾心理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一首《归去来兮辞》作为绝响，自此高挂官印，欣然归隐。文章中使人表达出的归隐之心昭然又迫切，欧阳修大兴赞词“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从此历史上少了一个不会阿谀奉承的官场小吏，多了一个光耀千古的田园诗人。
陶渊明为中国的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人格范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他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士人出仕与归隐的人生矛盾，并且将之升华为一种平凡而又超越的诗境。历代文人对陶诗自然朴素之风多有赞誉。苏轼评陶诗“其诗质而实绮，矍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诗品》里钟嶸对陶诗的评价为“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陶渊明的决然拂袖成就了他的身后声名，殊不知对于出仕与归隐，陶渊明始终有一种徘徊激烈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从其言志抒情的诗文中便可嗅出端倪。
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思想复杂的时代，魏晋风流大行其道，儒道佛亦各执一端，加之社会动荡不安，生活在其中必然会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早年陶渊明体系中儒家的治世思想起着主导作用。《饮酒诗》第十六首中写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荣木》诗里说：“先师遗训，余岂去坠”；《感士不遇赋》说：“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等等，都说明诗人在年青时期受儒家思想积极的人生态度所熏陶，也曾纵马豪情，志在四方。他在思想上坚持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理念，希望能为国家献身，干一番大事业。但即便儒家思想占据着诗人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其时使人思想中的道家思想已初放异彩，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始做镇军参军经曲阿》中有“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一句，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待后来，随着诗人仕途多舛，困境重重，其思想中隐伏的道家思想逐渐抛头露面，并很快取儒家之位而代之。道家崇尚自然，我行我素，自得机趣的消极避世观促使着他走向隐居之路。“贞刚自由质，玉石乃非坚”、“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留”，无一不刻画出诗人冲远高洁之隐士形象。诗人初归自然，如一只笼鸟逃出樊笼，欣喜之情绪是不可言喻的。《归去来兮辞》中他用大量的诗行来诉说这种心情。但即便诗人回归倒自然之中，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闲情逸致，妙不可言，但他也并非完全出世而无为的。《述酒》中有“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一句，是诗人因晋帝被鸩杀而心生悲叹，泪流满面，夜难寝，可见诗人悲愤之程度。鲁迅先生说：“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时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诗人在《时运》中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在《始作镇军参军径曲阿作》一诗，写自己刚离故乡为官，却又急于要归返田园的思想矛盾；尤其在《连雨独饮》中，写人生必死，不如及时饮酒，表现作者在不满政治的同时，也有颓唐行乐的一面。《咏荆轲》无疑是作者仕心未泯，壮志犹存的最好写照。“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描绘出一个勇冠三军的侠客形象，曾几何时，诗人也曾有过如此的遐想，飞身上马，驰骋挽弓。清龚自珍有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确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促使陶渊明决然隐居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官场的屡次失意消磨了诗人的壮志雄心，二是诗人对黑暗社会腐朽政治感到了彻底的失望，再者就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本体尊严的号召，向往自由之心的诱发。陶渊明出仕是迫于家贫生计，而其辞职是因为其性情刚烈，不融于世俗小人之列。他的自傲，容不得他去委心听命于别人；而他的自卑，又容不得被羞辱。他于官场是那么的格格不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陶渊明生活经历中最主要和本质的矛盾。诗人立志做一个有为于国家人民的好官，但“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毕竟二者间有太大差距。政治上的失望和痛楚始终无法在心灵深处抚平，诗人只能处于山林远在江湖去默默关心庙堂之上的事，在啜泪滴血中用深情的文字去寄托内心的孤寂和愤懑。但换个角度来讲，如若诗人在官场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话，会不会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呢，又会不会有诗人二次归隐的发生呢？这些都未可知。也许那时“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不会给消极的鄙视思想留下潜入的缝隙。在后期诗人复杂的心理中，儒道融和，道家更有偏重，在这一体系影响下，诗人不可能完全归于无为归于佛家所言虚空之境界。他的矛盾心理只是他对世事尚存关切，偶有悲伤和愤慨，他仍然具有极其强烈的责任心，“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这是诗人更加难能可贵的地方。出仕与归隐像是天平的两端在治世与避世思想的引导下上上下下摇摆不定，最终诗人对自然的向往使得归隐成为可能，但对于社会尚存的责任心，使得他不能像四大皆空的佛门弟子般完全出世，这便是诗人仕与隐的矛盾症结所在。
参考文献：
1.《陶渊明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袁行霈著《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王澧华著《两晋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叶嘉莹著《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中华书局，2007.
5.张可礼著《东晋文艺综合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