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上街被偷黑了200元钱，心甚不平，次日与同事说起，同事皆曰：“你命好，破财免灾！”内心里大大的腹诽了一回，翻回数十个白眼，耳里却灌进了十几个偷的故事。事后想想，俺还真是破财免灾了，只是有些觉得活得窝襄，何时自己成了鲁大师笔下的“阿Q”，还做得如此理直气壮，倒回去二十年，这样是断断不能的。
二十年前，也就是八十年代，如果听得抓小偷的声音，就如同听得战场上的冲锋号一般，凡是热血之人，都会伸一把手，让偷无所遁形，只怨爹娘少生两条腿，跑得太慢，大有偷儿上街，人人喊打之势。
九十年代初期，抓贼便不成为全民运动，只要腿脚快些的贼还是可以保全自身的。九十年代中期，偷的工具进一步进化，一片薄薄的刀片足矣，只在人们的衣料上轻轻一划，袋内黄白之物瞬时无存。如有多嘴之人，事后必被报复，跟在无人之处痛痛修理一顿，遇有嘴快些的孩子挡了他的生财之道，必在嘻笑之时伤孩子于无形，待到发觉之时孩身上必有伤口，而偷却早己荡荡然消失在人流之中。大人们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其他人只能用同情的眼光声援一下受害人了。
九十年代末期，偷的工具无所不有：刀片、镊子、匕首。但伤人还是不很敢的，毕竟是朗朗乾坤，但人们的经济意识此时己相当高了，没有重赏必不出人头地当所谓的英雄的，所以，人们都捂紧自己的腰包，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了。
到了二千年，人们的法律意识强了，偷儿的法律意识更强了，反正我罪不致死，罪不致残，也知道人们拿他没办法，不敢下死手，总不可能为一大街上不相干的人与偷大打出手，不小心把偷废了，当事人跑了，见义勇为者却蹲了大狱，找谁说理去？所以偷呢是各尽所能，能偷则偷，不能偷就抢，只要没伤人，基本上没人敢管，哎，也别怪怨现在人冷漠了，只怨钱把人心弄冷了。
时至今时，贫富分化大了，有能力的发了，没能力的穷了，不管有能力还是无能力的对下一代均是鞠躬尽粹，宁缺了自己决不缺孩子，安逸惯了的半大小子决不肯为衣食而折腰，累了我不干，钱少了我更不干，那父母没钱给怎么办，偷呗，偷不到怎么办？抢！不给？伤人，反正我不够十八岁，法律也奈我何？你看只要被偷且反抗的，有被铁链伤了脸面的，有被匕首扎了心肺的，有丢了性命的，总之，一种感觉：生活没了保障。近时听闻被偷被抢伤人的都是源于新疆的那帮半大小子，不知此时的公仆都还在否？所以但凡上街看到新疆人是能躲就躲，不能躲就捂紧了腰包。哎！做人还是低调点吧，才只丢了点钱，没伤及性命，万幸！只是有些不甚明白，昔日鲁大师所不耻的“阿Q精神”倒成了我们现时生存下去的法宝。不仅自己做，还劝别人也做，身旁的佛教徒们劝我要信命，人不可与命争；基督徒们劝我被人打了左脸一定同时奉上右脸，以免失了平衡，被偷黑了钱，还得拍巴掌叫好“幸运啊，吾命还在！”。
晚上，躺在床上细细思量，不由得想起上学时的一篇英文课文，拿破仑视察军队必按序问三个问题“你多大了？”“你当兵几年了？”“你们都好吗？”回答是“20年”5年““都好”。可那个士兵是法国人，有些紧张，拿破仑又把问题的顺序变了，问“你当兵几年了？”答“20年”，又问“你多大了？”答“5岁”，拿破仑睁大了眼睛问“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答“都疯了！”现在想想这个世象，二十年前猫追鼠，二十年后鼠迫猫！人们岂不也是疯了？按哲学相对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哲学呢？是另类的敌进我退的疯狂哲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