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学识修养、性格气质、思想观念、兴趣爱好、能力志向和行为模式等的总和。两宋时期，作为一代文化伟人、天才作家——苏轼，无疑是比较健全的人格意识的最优秀体现者。他的生平际遇，他的道德情操，他的学识修养，他的性格气质，他的行为模式，在漫长的古代文化史上，如巍峨之昆仑山，象浩瀚之扬子江，昭示着悠长的历史，启迪着后世的学子。
苏轼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其思想主要体现为儒、道、释三者思想的兼收并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哪个时期，却不曾彻底抛弃或彻底皈依哪一种思想，但是象绝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他最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
苏轼21岁应举，一下子便向朝廷奉上56篇策论，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22岁考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第一次任杭州通判，他与太守陈述古一起带领人民浚钱塘六井，以解百姓大旱之年的生活用水，百姓无不拍手称颂。他改做徐州太守，刚一到任就遇上洪水灾害，徐州城危在旦夕，他立即动员全城军民奋力抗洪，自己吃住在城上，险情终于得到解除，此后又修筑外城，受到徐州人民的敬重，他离开徐州时，徐州父老感恩戴德，依依惜别。由于得罪朝廷而遭贬，第二次回到杭州，又疏浚西湖，如今西子湖上那条碧玉一带般的苏堤，便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当时，既为西湖增添了美景，又方便了交通。据《杭州府志》记载，苏轼在巡视筑堤时因肚饿，饭尚未送到，“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盛陈仓米一器尽之。”后人为了怀念这位父母官，在孤山之鹿建四贤祠，纪念唐代李泌、白居易、宋代林逋、苏轼。还专门建有苏文忠公祠。他贬谪到海南儋州，一到任，就建立书院，教授学生学习，教授当地人学习北方语言，引进优良稻种，一有空为人治病、防病，海南人民至今还怀念着这位文明使者。他初仕签判凤翔县，“见民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他想尽办法，主持修改了衙规，使“衙前之害减半”。他知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他“专以收养弃儿”，设法筹措粮食，以救助灾民。他贬黄州，身为罪犯，自顾不暇，然而对人民仁爱之心一如既往……。
仕途的坎坷，他不在乎；多次遭贬，他平心对待。他只把握一个原则：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他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从不居功自傲。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而有隙遭贬，尔后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他得一还朝，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他不赞成。他为官从黄州移汝州途中路过金陵，便拜访罢相隐居在此已8年的王安石，两人以布衣相见，诵诗说佛，王安石后来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也有《次荆公韵》诗，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的思想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有股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的人生观。但是他不是单纯的功名型的封建文人，他不那么“死心眼儿”，他不象屈原那样为了国家而自沉汩罗；他不象阮籍那样看破红尘而狂笑或痛哭；他又不象范蠡、张良那样功成身退；他也不象王维、白居易那样亦官亦隐；终身不仕（如长沮、桀溺）与他无缘；挂冠而去（如陶渊明）他不忍心。对于功名的态度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忘”。然而最终未能摆脱仕宦的困扰，在仕宦的这条路上，他从积极到消极，从主动进攻到半推半就，就那么似悟非悟，似是而非的走着，进进退退，起起伏伏。他完全可以当个大隐士、大学者、大文学家，吟诗作赋，著书立说，然而，他没有，他却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险恶的仕途，这是何种原因呢？原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时代、个人等等。在唐朝，社会习惯是先有文名后有官，靠文名而得官；而宋朝，一般则是都要先当官而后才成就文名，名因官而显，仕途决定功名的高下。这可能是他终未舍弃仕宦之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刚入仕途，他便发出“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感慨；仕途的冷暖，人生的价值，使他常常发出“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的叹息；世事的沉浮，心灵的感悟，他便有“人生如梦”，“万事到头却是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人是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人间何者非梦幻”的感喟。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苏轼一生的追求与困惑、解脱与超越，在其内心构建了一个澄明宁静、和平淡泊、旷远深谌的美的境界。他将这一境界带进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使其诗、文、词深沉博大、超旷飘逸、豪放爽朗、清雄刚健。他对陶渊明诗平和淡泊的美学风范的追求而从无空虚颓废之感。他一生的文学成就远远大于他的政绩。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诗人、词人、散文家。在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卷帙浩繁的文章。
苏轼爱人民，人民爱苏轼。杭州人家藏其画像，“饮食必视，又作生祠以报”。密州人曾“倾城随太守”去观猎。在徐州他走到那里，徐州人“旋抹红装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倩罗裙”……苏轼在常州逝世，“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苏门六君子”之一李澈在祭文中说：“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君将安放。”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序言》中说：“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者，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日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于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只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是最能表现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