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农家子弟，今日能得城居，若不是列祖列宗有灵便是搭了时代进化的福气。妻子住小县城，工作在农村的我一到双休便归心似箭。住着舒服，吃着方便，玩着快乐，可是总是感觉与如今的城市有些距离，有些隔膜：这真是有些莫名其妙了。什么原因呢，自己一时半会也说不明白，但日子照过，人便越发地像乡里人……

美梦正酣的时候被妻子叫醒，又要去例行我们的体育活动爬山了。看看表，我嘟哝着说：“还没六点呢，又不是上班，一定要那么准时干啥？”
“不但要准时，还要经常坚持。这不就是你说给我听的吗？”妻子认真地说。
简略地洗漱了一番，人便清醒了。我有意开妻子一个“荤玩笑”－－“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窃，窃不如说”，这是古训，易中天说得好：“性一直就是一个‘做‘和‘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当然也只能在夫妻之间，据说这种玩笑－－易中天把这也叫做一种“闲话”－－还有一定凝聚夫妻感情甚至煽情作用呢(易中天：《中国的女人和男人》）。我说：“去干啥呀？”
“爬山呀。”
“我已爬了。”
“活见鬼了，什么时候爬的？”
“昨天晚上呀。”
“昨天晚上你爬什么山了？”
没问完，妻子便忽然明白了。她猛地打了我一拳，娇嗔的一拉我的手：“走呢！”
这真是所谓“一面娇嗔，碎挼花打人”了。也象唐无名氏这首《菩萨蛮》一样，宋赵彦端《虞美人》人也有一处，道是“又成娇困倚檀郎，无事更抛莲子，打鸳鸯。”都写的是小儿女情态，简直是惟妙惟肖，可笑“半老徐娘”，尤其我之年过半百所谓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虎之余威，竟也如此陶醉！
我们要爬的山其实就在我们的屋后，我们的屋后就是我们常爬的山。我们走出门去，甩掉了一夜的暑热，捎带着一夜夫妻亲密的回忆，冲进了凉爽的晨曦中。
这是一座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的山。说是山，倒不如说是岭，典型的丘陵地区的山岭;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它正处在湘中一个小县城－－邵阳县县城的中心，它的山脚下全是商铺和政府的机关或者学校。在这密集的人海中，能有这么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实在也是一种大自然的恩赐。而能把这种恩赐挖掘出来为人所用，最早是八个退休的老干部。他们看准了这种当今城市最为缺少的东西，人人天天需要的东西，天然而绿色的人居环境，于是，跑上级去求批复，动手去开垦，几年之间，这里竟成了许许多多市民眷恋的场所了。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口里传着他们的事迹，这批老干部也就成了老百姓的拇指尖上的人了：还是老领导有眼光，老干部有思想。这么一座并不有名的山也便至少在这个县城成了风景名胜了，那名字也不再叫以前的什么牛山马山了，它的名字叫“青松公园”。应该说这名字还是名副其实的，山岭之上，青松为主要植被，再加上种植的园林植物，一年四季，绿树长青。“青松公园”四个行书大字，是一个县长后来当了县委书记再后来又当了市长若干年后（假如他能廉洁自律的话）也许能当省长之类的年轻人题写的，他的名字至少因为这座公园将会永远在这个县城念诵，尽管名签得生动，有点歪扭，似草非草，却堂堂皇皇地落在四个行书大字的下面，这是书者有意还是无意让人模糊或深刻，没有人去推测，也没有人去关心。
一入园门便是登山阶梯。这山存在的意义也就全在这人工砌成的水泥石梯了，可以这么说，山的吸引人的魅力就在这入园的梯和山上的三个小山包的梯，至少对于我们夫妻来说我们爱的就是这石梯，因为我们每天早晨乐颠颠地去做的大事就是爬上它，兜上它一圈二圈，大汗淋漓方才罢休。
山顶上有亭，有碑。亭还是有点俗气，是别处叫过的什么清风亭之类的，好在它能给人爬过陡坡后以喘息和座位，那自然而来的清风顿时使人神清气爽；碑显得小气，为建园做过贡献的张三李四王麻子出了几千几百几十元钱，一律镌刻在另立的石碑上，这似乎也并没什么不可；要说“小气”，可能是个人成见或什么的，体现在那座革命烈士纪念碑里本该闪闪发光的一个名字却孤零零地居于众烈士之首而落于众烈士之后！这个烈士就是本县诸甲亭乡的吴北屏烈士。且看碑文：
新元伊始，邵阳县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于斯。闹市幽林，苍松掩映，辟教化之所，添观瞻之胜。彰先烈于不朽，励后昆于千秋。夫五四以来，岁月峥嵘，世事沧桑，时代风雷，震地撼天。无数先烈为国奋斗，献身华夏，碧血黄沙，气贯长虹。其间，县内为革命舍身成仁者，代有其人：大革命风暴骤起，百里城乡波涌浪翻，向暄，蒋砚田诸烈士，若群星光耀史册，抗日烽火遍及南北，救国豪杰枕弹沙场......”
为篇幅起见，不录全文了。文字优美，语意激昂，自然是一篇美文。但是就其内容来说，至少在我认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我的看法是，在“向暄”两烈士之前理当加上“吴北屏”才算符合事实，才算不愧对先烈；加上一个名字也不算多，更不用说什么修辞之理了；要么干脆就删去烈士英名及有关句子。
吴北屏，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主席2岁），诸甲亭乡诸甲亭村三里冲人（按班辈排来，还是我的本家老兄）。大革命时代，他参加了闹农会，敢说敢做。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他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省级农会领导人了（具体什么职务我至今不知）。在秋收起义已经发动、各路大军企图围攻长沙不成的情况下，湖南省委便委派特派员回乡组织各级农民自卫武装急奔长沙。吴北屏就是这么一个特派员。遗憾的是，正当他和他的战友把队伍拉起来的时候却被人告密，于是邵阳大革命历史悲剧便发生了，吴北屏等八位农民自卫军领导人被害，这就是著名的邵东“团山惨案”。牺牲事实史迹彪炳，告密者也是有据可查，作为现有版图的邵阳县大革命牺牲第一人，理应给给予中肯而崇高的评价。但是，这座纪念碑在正面的烈士名录里，吴北屏是名列榜首，也就是说他是大革命中邵阳第一个把头颅贡献给革命的人。然而这碑文里罗列的关键人物，向暄烈士的牺较之稍晚，蒋砚田烈士更晚。这么一写，这个首先牺牲的烈士如果不是不值一提，就是这个烈士还有什么不清白之嫌，事实上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时间是一把尺。回首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后世推前人。我们决不能凭我们今天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