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是母亲狠心
我是1958年6月30日出生的。母亲生我时才二十岁。父亲是一名勘探队员，那时是福建303大队。当时的地质队不象现在的，都有家属基地，家属生活较为安定。当时，父亲是到处跑，母亲也跟着到处跑。母亲天生的不会坐车，一听说要搬家，还没上车就开始晕车了。每次搬家对母亲来说都是一次灾难降临，那个痛苦别人是不知道的，也无法理解。我的记忆力一向都好，到现在很小时候的事都还记个八九不离十。我出生在龙岩，那时地质队的家属都是自己租的附近的民房，有三二家合租一个院落的，也有单独租住的。我们住在龙岩大旅社的附近，我记得一岁左右时，龙岩汉剧团就在家的附近，那时我已会走路，经常在母亲不注意时溜出去，跑到剧团里去，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演员们排练节目，演的唱的是什么，完全不懂，但回家后会跑到床上去，把母亲的枕巾披在手上，当作水袖，把床当戏台，“咚嚓咚嚓咚咚嚓”地嘴上模仿着锣鼓的敲打声，便在床上演了起来，那时被母亲看到，很是开心。但这样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后来我们搬到漳平去，母亲在漳平皮革厂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而我则交给房东看管。地质队还是经常地搬家，但因母亲有了一份工作，一般的短途搬家，母亲就留在原地不搬了，只是父亲回家探亲时要多走点路。为了更好地利用休息日，父亲减少了回家的次数，但拉长了每次回家的日子。不然父亲的那些休息假都会浪费在来来去去的路途上。记得是60年夏天，我午睡起来时便突然站不起来了，因为天热，我出了一身汗，母亲给我换衣服，叫我站起来，但我站不起来，母亲死劲地把我拉起来，并生气地往床上一顿，我使哭了起来，但仍是站不起来，母亲一下慌了起来，急忙送我去医院，医生随便地看了看，说是感冒，打了一针，母亲便把我背了回来。到傍晚时，高烧是退了，但我还是站不起来。这时母亲急忙给在队上忙着的父亲捎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父亲连夜赶了回来，并把我再次送到漳平医院，医院的大夫到是来了几个，会诊的结论是我得了肺炎，在医院无非是打针吃花，折腾了一个星期，结果还是站不起来。60年正是我国困难时期，父母虽然都有工作，但因物资的匮乏，生活是相当的困难的。但父母还是咬咬牙，把我背起，尽管母亲不会坐车，还是晕着把我送到厦门的一家大医院去，那时是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吃，一个地瓜饼子都可抵得上现在的一只土鸡的价。在厦门，进去的饭店，基本上是门可罗雀，不是没人消费，而是没法消费。什么都要票，要证明。但我们在厦门呆了一周，医院也查不出我得的什么病，父母只好原封不动地把我背回来。就这样，我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腿不能走的残疾儿了。（因为条件所限，其实我得的是小儿麻痹症，但那时医生不懂治，也查不出来。）这时我们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漳平的乡下去，记得是一个叫苏板的乡下，还是租的老乡家的房子。母亲因我的病辞去了皮革厂的工作。搬家时，父亲一头箩筐挑着我，另一头则挑着锅碗瓢盆。
在苏板，房东很喜欢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弟弟出世了。这时地质队仍是频繁地搬家，母亲生了弟弟，对我的照顾相对少了点，许多时候都是房东照看着我，房东没有孩子，经常与母亲开玩笑说，要将我送给她做儿子。这时，我可以借助着小板凳，一蹲一蹲地走着，有时我为了想吃甘蔗，自己会拿把菜刀，摁在大拇指上，借助小板凳跑在玉米地里去砍玉米杆吃。那时的玉米杆，粗的也如甘蔗一样，只是没有甘蔗甜，有的玉米杆甚至是咸的。玉米地是房东的，她教过我要砍那些已掰过玉米的杆，那些没有掰过玉米的不敢砍，但我那时仅三岁，哪里会注意这些，只是看见杆粗的玉米杆就砍，不甜就又另砍一根，直至砍到能吃到甜的为止，因此也糟蹋了不少好庄稼，但房东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半句，她真的把我当自己的儿子看了。地质队又一次搬家了，这次是搬到雁石去了。头天来了一辆卡车，把几家的大件家俱搬走了一车。我家的那些锅碗瓢盆也随车走了。父亲没有回来，母亲抱着弟弟步行走了，而把我留给房东（那时母亲是否与房东达成将我送给房东的意向，现在仍是一个迷，我也不好意思问母亲），第二天又来了一辆车，是带拖斗的。我也不知出于什么本能，一看大家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孤孤的小孩子，心里陡然生出一丝恐惧感，哭闹着要跟车走，房东被我闹得不得了，只好把我抱上车的后斗中去。后斗上装着满满的各种破烂家俱，我在一个缝隙中蹲着，随着车摇晃着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来到了雁石。（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好在那时路不好，都是沙土路，车也开不快，后斗的家俱也不甚笨重，不然，随便哪件家俱倒下来，都有可能要去我的小生命）第二天母亲看见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又惊又喜，面容表情非常复杂，她一把搂住我，紧紧的，没有说一句话，而我则嚎啕大哭起来。
现在想起来，不是母亲狠心，实是生活的艰难，让母亲不得不想撇下我，也许跟着地质队东奔西走的，对一个严重晕车的人带着两个孩子实是太难了。也许母亲想让我过着安定的生活，而且那房东没有孩子，一定会倍加痛惜我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到65年时，福建的303地质队去支援大西南贵州时，母亲就又再一次将我送到连城乡下外婆的家，直至我小学毕业时才把我从外婆家接到贵州去。

2一个乒乓球的故事

我在庙前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那时并没有什么体育器材，唯一的体育运动是打乒乓球。学校在一家旧式的大祠堂里，祠堂的天井中央有一三合土搭成的乒乓球桌。那时球拍是我们自己用木板制的，乒乓球一个大约是二角钱，要攒许久的零用钱才能买得成的。那时，我腿残疾，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打乒乓球时，我是一手扶着桌边，一手持拍打，这是我唯一喜欢并能做的体育爱好了。打乒乓球时，如果轻吊或是远拉，我都只能认输。但我的同学都喜欢跟我玩，那时我们在一起的同学有罗洪开，他是我小学时最好的朋友之一，还有罗洪开的堂弟，外号叫“连城佬”的，我们也玩得来。这时我已读小学四年级了，“孙悟空”这时不跟我在一个班，因此有时我们放学时就常碰不到一起，不是他早就是我早。因而常在一起玩的就是罗洪开和他的堂弟了。
这时学校已经有点恢复正常了，教学秩序也较好，老师也敢抓敢管了。但学校响应“五七”指示，经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