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圣桑的《天鹅》，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校长来了，或许圣桑的天鹅是一只忧伤的天鹅吧。
校长很清瘦，背微驼，头发斜向后梳着，一只钢笔常年插在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算得上是他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作派。他走起路来很轻，或许是由于太瘦的原因，前后交替的裤管给人空空荡荡的感觉。
大概是忙于校务，除了开大会，比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以及每周的全校例会之类，很难在课堂上见到校长。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有的老师因病或有事不能来上课，校长也会帮着代一代，毕竟初中的课也没什么要紧，又是农村的学校，学生和家长都没那么讲究。
校长擅长丹青，最拿手的是工笔的花鸟和写意的墨竹。有一段时间，学校没有老师教美术课，校长便亲自出马。美术课在我们眼里是豆芽课，因为平时和升学考试都不会考的，老师教得懒心懒肠，学生也学得马马虎虎。那时候的标准是“三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其实只要成绩好，就一好遮百丑，至于美育，更是可有可无的应景课罢了。现在想来，当时拼命学的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之类的东西几乎没用过，倒是时常想画几笔却无从下手。但这是很多年后的马后炮了，蔡元培先生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美育代替宗教”，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吧，有谁真正当回事呢，更何况我们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十几岁的农村学生娃娃。但因为是校长的课，我们还是学得格外认真。记得画的是一辆小轿车，乡下人称之为“乌龟壳壳”，想来是老式的福特轿车。校长应该是充分准备过的，先画好了一张贴在小黑板上，然后又一笔笔地在大黑板上讲解，还隐约说过透视技法之类的，接着就要我们自己画。他拿着教棍从讲台上走下来挨个地看，偶尔在某个学生身边停下来手把手地教，发现画得好的还表扬几句。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却很紧张，画出来的汽车怎么看怎么别扭。校长终于忍不住握住我的手，一边画一边轻言细语地讲，应该是这样…这样。大概因为太紧张，他讲了半天我还是不得要领，等到下课了我是最后一个交作业的。他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然后盯着我有些失望地摇摇头说：你算是学校里的好学生了，怎么连一幅都画不好呢？我虽然面红耳赤，心里却不以为然，不就一张画吗，画不好有什么了不起的？如今想想，自己是不自觉中“科举”之毒太深，不屑于那些“雕虫小技”，不然校长该是多好的一个入门老师。
那时候，我们的宿舍很简陋，几十个人挤住在一间大屋子里，床也是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学校食堂只管蒸饭，菜自己带，一周六天，冬天还好，夏天就不好办，宿舍里便摆满了泡菜的坛坛罐罐，胆子大一些的学生干脆偷偷用煤油炉自己炒菜，或者晚上下点面条加餐。巡夜的老师查得很严，抓住了一概没收。这事后来让校长知道了，在全校大会上发了火：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我这顶乌纱帽不算个啥，爹妈辛辛苦苦养你们十多年，学校如何交待？发完火，又说：你们正在长身体，学校条件有限，我们尽量想想办法吧。不久，宿舍旁边的杂物间就腾出来给大家开小灶。
不知为什么，校长一直给我一种老派名士的印象。他有一杆猎枪，周末常到附近的村庄去过过瘾。他的手艺如何我不知道，不过时尔可以看到他提着一只野兔或一串鸟鹊从学校的操场上走过，一脸和蔼的笑。有几回，夜间在睡梦中醒来，听见校长爽朗的笑声，可能正是酒酣耳热之际，和几个老师谈笑风生。当时就想，能过这种生活真是不错啊。
毕业后一直没有再见过校长，一晃已是二十多年。今年春节回家，请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吃饭，席间不经意问起校长。班主任老师干了一杯酒说，去逝好几年了，他没有子女，后事还是我们几个学生帮着办的。我一时无语，也干了一杯酒，心中久久的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