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教育部某发言人在谈到范美忠事件时，用了一句哲言：你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看后很感慨这位官员的崇高认识和鲜明的观点。
范美中不崇高世人皆知，其自己也直言不讳。而是否无耻呢？范也有过辩解，国人也多有议论。然则俗人想来，无耻也可分多种，有行为无耻，有思想无耻，有言论无耻。范自己认为，在当时他是应该做得好一些，但其行为是出自本能。至于其思想则是一种坦诚和真实。而对其言论则进行了一些辩解。也就是说已认识到：就是母亲也可能不救之说是无耻的了。俗人认为范还是比较客观的，的确也是言论上的无耻。
一个人的行为有其偶然性，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之时，且不可重来。那些崇高的行为也就产生在那一瞬间，大多也非有意而为之，而是事后的认定。谭千秋老师也不认为自己会死，也没时间考虑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学生的生，而是在不经意间表现出一种责任，一种帮助，拯救他人的气慨，精神和勇气，这正是他的崇高之所在。而范在不经意间的反应是求生，也是一种自然，所以他不是英雄，不崇高。但他这本能虽没救人，但也没有伤害别人，也没有妨碍他人的生，其行为也就不能说为可耻了。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确涌现了很多英雄，现在正在全国作巡回演讲。例如有的有几位亲人死去的，有不知亲人下落的，仍坚持在前线救灾。对于他们我非常敬佩，但有着另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奈。在这种天灾面前，无法去拯救自己的亲人了，也无头绪去考虑了。能说不想救或不想念吗？若真如此，岂不更无人性了？不是！是在这种无助和无比悲痛之时，在这种惨如炼狱的环境下，只能任由着人性的本能而动作，是用那种紧张的工作，来安慰和解脱，一种发泄，一种寄托，从而来减轻那种悲痛。然而我们的传统理念总习惯于去追寻崇高的行为后面的崇高思想和灵魂的东西，以此来教化他人。当然正确的引导是需要的，但过之，就给人一种虚伪。中国人太喜欢立牌位了，古有圣人牌位，贞洁牌坊，现在也到处可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牌坊。甚至日本人也学去了，搞了个神社，还经常去拜那些鬼。人的思维意识是丰富多彩的，何必要统一到一个形势一个框框呢？这不是对个人意识的一种扼杀吗？中国的自然科学的不发达不正是几千年来对个人意识的束缚所造成的吗？
对于个人的行为来说，那些明知有害于他人，有害于社会还为之，才是真正的无耻。王益这位同是北大历史专业毕业的，范美忠的正牌师兄，与其几位校友的所作所为就是知之有害于社会，知之不可为而为之，若他没有东窗事发，说不定会口诛笔伐这位范师弟的，然而在中国这种道貌岸然的王益式人物还真不少。如成克杰，陈良宇，以及湖南郴州书记李大伦，市长雷渊利，纪委书记曾锦春等那一大窝子，还有在这次救灾中用善款游玩的，买名牌鞋的，违法采购的，贩卖谋私的等等人物，在这众目睽睽，中央三令五申之下尚且冒天下之大不韪。比较这些范的行为要高尚得多了。
不知为何有的人老是抓着范不放，开其职，诛其心。而对于那些置数百人死于非命的校舍等诸多问题却没有如此穷追不舍。其实也好理解，范只是个人，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用这小人物之事也可热闹场面。而那些则牵涉到集团和权位等方方面面。对于我国的媒体，人们早已习惯了，吹捧奉承，有偿新闻已是常事，这里面也体现了一个“权”字，也有着他们的资源。有人问，为何不见对大吃大喝等风作过报道，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都是负面的，再说那些小人物也不能决定能否上报，而能作决定的却又常是座上之客。
曾子曰：吾当三省其身。闲人想问问那些教授，名家，名人，以及某些官爷们：传而不习乎？不说有无崇高之行为，可曾有过无耻之行为，无耻之想法？当然无耻之言论是不会有的，因为还缺乏那份诚实的心。官爷们都能有如总书记，总理那样一心为民的思维，从没想过提拨，享受，为己为家人朋友们谋点小利之念？崇高之行为不可有意而为，不可强求，但无耻之行为可先知，可不为，我们这个社会掩盖了太多的无耻。
对于范的无耻言论我们要批判，但也不必如此大作文章，或定其罪。言而未为之，也就不一定真有那么无耻的行为。如此大张旗鼓，使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过份的形式主义，过份的一致将使人们失去理性，毛泽东不就是由于人们的衷心拥戴而走上神坛？
　昔日郑庄公因母偏爱其弟，助其叛乱，发誓不到黄泉，决不再见。但后仍掘地下室相见，母子相见抱头而哭，可见母子情深。范能爱其女，能为妻牺牲许多，能遵守那些常人有时还不能遵守的道德准则，我宁可相信不会有其母也不会救的无耻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