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座右铭”？指古人写出来放在座位右边的格言，后泛指人们激励、警戒自己，作为行动指南的格言。据说，最早的座右铭是一种称作歌器的酒具。这种酒具非常奇特，空着的时候，它歪在一边，扶都扶不起来。如果把酒装得满满的，它就会自己翻倒。只有装酒装到一半的情况下，它才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春秋时齐桓公就非常喜欢这种器物，他的座位右边，总是放置一个歌器，时刻告诫自己不要骄傲自满，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于是齐国曾成就了一番霸业。后来，孔子知道此事，也请人做了一只这样的酒具,以警戒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永不满足。后来，人们把一些格言警句写成文字，放于自己出入的显著位置，以时刻提醒自己。座右铭，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实，许多人都有座右铭，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要么放置桌边，要么挂在墙上，还有的藏之心底。它表示出一个人的追求、志向，或者自我激励、自我警示、自我鞭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座右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的座右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座右铭；“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的座右铭；“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是雷锋的座右铭；“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是郑培民的座右铭……这些都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前进动力，更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映。只要不是作秀，它的作用无疑是很大的。
然而可悲的是一些人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把“座右铭”变成了“作秀场”。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通清道光四年由颜伯焘跋文、张聪贤铭文的“官箴碑”。碑文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官箴原是颜伯焘祖父颜希深最早于山东泰安府衙破壁中发现，并奉为为官戒律，后来传至颜伯焘，在陕西为官时请人刻成碑，并自作跋文。据《椒云年谱》记载，就是这个颜伯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任闽浙总督，由于他刚愎自用瞎指挥，厦门一战吃了个大败仗，罪遭革职。颜被革职后返粤，途经漳州，从初一始即有扛夫过境，每日不下六七百名，过境人群连仆夫、使女都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八名兵役护卫，直到初十，颜伯焘同他的家属才姗姗抵达漳州。家属仆从兵役抬夫，多达三千之众，县中招待酒席四百余桌，漳州一住数日，闹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从颜伯焘为“官箴碑”写跋并作为座右铭自警，到厦门败阵罪遭革职，不过是十六七年的时间，为何其行止竟判若两人？“官箴碑”之悲，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颜伯焘的“座右铭”其实只是一种作秀，把其当作掩盖贪婪作恶的一块遮羞布。
放眼当今官场，像颜伯焘之流也不在少数。有些领导把“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等作为座右铭，可是现实中却是争名夺利，贪心不足。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许宗衡当市长之初曾提及“清、明、勤、思”，2009年4月的深圳市人大会议上，他还誓言“不漂浮、不作秀、不忽悠”，并承诺“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甚至表示历史和时间将是最好的检验尺度，把一些不知情的老百姓感动得一塌糊涂。可这却是许宗衡的作秀场，他表面一套，暗里一套。这个“低调的黑马”“高调地落马”了，他的“座右铭”一时成为笑谈。
立志容易圆梦难，承诺容易践诺难。每个人要想让座右铭帮助自己有所作为，关键是要严格对照执行，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置之高阁，成为装饰品。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高雅的“座右铭”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始至终争做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楷模。只有这样，才会充实自我、丰富人生、有助进步，也才能推动工作、服务社会、有益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