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是个节日，也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女孩端午生于农历五月初五，一个空气中浮漾着糯米红枣的甜香和酒麸的迷醉的日子。那天天刚放亮光端午的妈妈就起床了，挺着大肚子蹒跚来蹒跚去地准备早点——油饼抹晶糕，这是我们那个西北小城的端午节主打节令吃食。油饼是前一天炸好的，早上只须做出热腾腾的晶糕就行。端午妈妈先生火煮上泡了一宿的糯米，然后就去洗红枣。待得听到锅里的咕嘟声越来越急促混浊时，她揭开盖，右手抓笊篱把米捞到一个脸盆大小的搪瓷盆里，左手抓枣来铺，米一层。枣一层，细细铺好。接着，洗锅，加水，添火，搪瓷盆入锅，蒸。做完这一切，端午妈妈扶着腰缓缓坐下，歇了一会儿，拿起毛线和针，倚着桌子织了起来。
端午的爸爸睁开眼就闻到枣香了。洗漱完毕，啜一口热乎乎的酽茶，挖两勺还冒着热气的晶糕在碗里，拌点儿白糖，取一个油饼抹上，美美地咬一口，边嚼边对端午妈妈说：“今儿端午了。你觉得咋样？”端午妈妈淡淡地笑着回答：“还恁么个。”手里的针线不停。吃罢早饭，端午爸爸开院门去上班，这时，听到屋里“哎哟”一声，急转身回去，发现端午妈妈一手扶桌，一手捧着肚子，仓皇失声：“好象要生了。”端午爸爸边安慰着“没事，这就去医院”，边搀着端午妈妈坐上院子里的板车——这车是早早向别人借来、专为送端午妈妈去医院的。
端午在九点多就裹束整齐躺在了妈妈身旁。病房里四张床，只有两张有人。邻床的那个孕妇似乎不怎么顺利，披散着头发，手握拳猛捶墙壁，捶一下惨叫一声，听得端午妈妈心头眉间一跳一跳的。几年后，当妈妈给端午讲述她出生的故事时，每至此，仍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殊不知，端午的脑海里从此再也抹不掉一个大肚女人披头散发疯狂惨叫的恐怖画面，以至于平日但凡见到孕妇她都远远地躲开；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端午都以为，产房和疯人院似乎是一回事。
邻床孕妇的家人来送饭，是油饼。孕妇吃不下，搁在床头柜上。还有一串粽子形状的荷包，挂在窗棱上。香草的气息隐隐地弥散在病房里。这时候，端午爸爸正抱着小端午在喜滋滋地逗弄，看到荷包，手指轻点端午的鼻头说：“咱生的日子好，端午节。要不，就叫端午吧。”说罢去看端午妈妈。没有反对。
那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般父母给小孩起名字的思路很是有限，男孩大多用“东”、“军”、“平”、“明”几个字，女孩不外是“芳”啊、“红”啊、“丽”啊什么的。在那么多名字中规中矩的小孩中间，端午的名字显然是醒目的，也是突兀的，这让童年的端午感到了深深的困扰和遗憾。我曾不止一次看见端午摇着她爸爸的手央求：“给我改个名儿吧，叫我‘芳芳’吧，‘红红’也好，要不叫‘小红’也行啊！”端午爸爸永远是笑着抚慰女儿：“名字挺好的，挺好的”，就是不给改。
关于她的出生故事和名字来历，都是后来端午自己讲给我听的。
我六岁的时候认识了端午，那年她七岁，我俩进了同一个小学、同一个班，她是我的同桌。入学第二天正式上课，趁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当口，我探颈去看端午的书本，封面上整整齐齐写着“一（1）班李端午”。六个字有一个不认识，我情不自禁地伸过手指着那个“端”字小声问：“这个字怎么念？”身板挺直、双手老老实实背在后面、聚精会神盯着讲台的端午扭过头忠厚地回答了我。紧接着，讲台上爆出一声厉喝——“说话的那两个站起来！”我俩抬起头张皇失措地四望了一下，意识到老师是在说我们，只好站了起来，低眉顺眼地听老师的训斥。究竟老师说了些什么、我们站了多久，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大概是想寻求心理上的依靠，低着头的我偷瞟了一眼端午——她在哭！浓密的睫毛上眼泪花花的，而且，本来极白的脸变得通红。课后，端午并没有埋怨我，而是红着眼睛学习了我的名字，以至于我懵懵懂懂觉得她好亲切。
在小学生的心目中，被老师当众点名批评的一定是坏孩子，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他同学都不怎么搭理我俩，离得远远的，于是，我和端午不由自主拴在了同一根绳上，在学校形影不离。那时侯，唯一觉得美中不足的是，端午不好动，不陪我玩游戏。每当我在课间打倒立或疯跑的时候，她总是在边上静静地看，静静地笑，苍白的脸，不带一丝红润。
一年级下学期我家搬了家。放学回家的时候发现，跟端午同路，而且她家和我家在同一个巷子，我家在巷口，再往里走两三分钟拐个弯儿就到她家了。从此，清晨打开门去上学的时候，都会看见端午背对着站在我家门口，衣裳整齐面洁白，头发梳成两把小刷子样儿，高高翘着，一丝不苟。见此状，我妈总会对着哈欠打得稀里哈喇的我唉声叹气：“看看人家端午，你怎么就不爱好呢！”（“爱好”在我们的方言里是一心向学、努力争做心灵手巧之淑女的意思。）
晚上端午常邀我去她家做作业。至今，记忆里还存有一幅难以磨灭的画面：堂屋里，我俩头对头在小方桌旁俯身写字，端午妈妈里里外外走来走去拾掇着什么，端午爸爸坐一把大椅子，手里缠着线团，脚前有一把小椅子，椅背上绕着毛线。偶尔，飘出端午爸妈的几声话语，惊动昏黄静谧的画卷。做完作业，端午爸爸拉着端午送我，出了门，拐个弯儿，停在那里，说：“不用怕，我们看着你回去。”我壮着胆子往前走，几步一回头，看他们在不在。到了家门口，回头一看，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还在。挥挥手，推门进屋。多年之后的某个夜间，当我有机会重新走过那个巷子时，站在巷口，再回首，浓浓夜色下，已空无一人。
一年级的“六一”，我和端午一起带上了红领巾。一大早，日渐暖，露初晞，我俩穿着白衬衫手牵手到学校，参加了入队仪式。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离午饭时间尚早，端午说带我去她爸的厂里玩一会儿再回家。端午爸爸的工厂离学校非常近，没几分钟就能走到。当我们喜气洋洋地站在端午爸爸面前时，他放下手中的活儿，边夸我们边从抽屉里拿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发卡递过来，说：“给，刚做的，一人一个。”那一刻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surprise。在此之前，也收到过外人的礼物，但那都是凭借我是我爸妈的女儿这一身份得到的，而端午爸爸送我礼物，却只是因为我是我，是她女儿的同学。虽然七岁的我尚不明白其间的道理，但仍旧能够模糊感觉到这个礼物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卡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