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今年66岁，是个村里出了名的“读书人”。而实际上，老爸只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生，但在当时那已经是“很不得了”了，会写会画能弹唱能吹拉，上通天文下知地理。
老爸说，当年一个偌大的村子只考取了他一人，家里当时相当困苦，拿了录取通知书一直揣在怀里，直到有一天爷爷奶奶都高兴的时候，才掏出来“要求继续上学”。爷爷奶奶竟然同意了，乐得老爸起早贪黑跟着爷爷下地拼命干活，趁人们午休时，想报答爷爷奶奶“允许上学”之恩的老爸每天到野外扣挖用来当柴火的野枣树根。
临近开学了，老爸得到一双爷爷奶奶给买的、在当时看来“奢侈得不能再奢侈”的球鞋（当时叫“解放鞋”）。
开学那天，老爸穿上新球鞋，背了些煮熟后又凉干的地瓜干和咸菜疙瘩，踏上了上学的路。
学校离我们老家至少有三四十里的路程，老爸恐把得来不易的新球鞋磨坏，刚出村子，就脱下来放进书包里，光着脚牙抄近路小跑赶路，虽路有蒺藜、尖石，但心里却美滋滋地。
……
我是1978年“文革”后我市“一中”恢复招生时的第一批“重点学校”的“重点生”，当时全市共招200人，能考取的确是一种天大的荣耀。
我也是背着行李徒步踏上三四十里上学路的，但那时绝对没有象老爸那样光着脚牙子。
在家的时候，一天三顿以地瓜或地瓜干为主食，偶尔吃一回玉米饼子，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也只能各得一个圆形饼子的四分之一，仍然要先吃一些地瓜或地瓜干。
读高中时每月三元钱左右的生活费，以玉米面窝窝头为主，每天还有一顿熟菜，每周吃三顿白面馒头，这是家里逢年过节才有的生活，我当时想：“这也许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开始”。
“一定要发奋读书，将来最低要当一名教师。”这一“远大”理想，是我发现我们的老师每天至少吃一顿白面馒头后树立起来的，这面理想的旗帜，在我年仅16岁的心里猎猎飘扬着。
我和40多名同学住在一个四间的东西走向、和我们的教室一般大的宿舍里，南北靠墙各一排铺板，没人占半米宽的地方，一个紧挨一个。寒冷的冬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幸福地说着、笑着，个个脱得个精光，40多个人赤条条站在各自“床”头，喊着“先吃苦，后享福”的口号，面对面抽着冷气，颤抖不停，在多数同学“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有人喊：“一二”，大家泥鳅似“嗖”地钻进各自原本冰凉的被窝，齐喊：“还是被窝暖和！”
在当年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电褥子的情况下，我们就这样幸福地度过了高中时的两个寒冷的冬天！
那时，每月回家一次，临行前向爸妈讨要的即便三到五元钱——下月的生活费和学习资料费，也都是爸妈卖点粮食、勒紧腰带“硬挤”出来的。
……
现在，我的大女儿读大学了，每月的生活费和手机费至少也要三百到五百元，这还是我们爷俩“讨价还价”后“不能再少”的支出。
大女儿上大学，我和妻为她准备了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生活用品，又用专车把她送到大学。
大女儿的宿舍宽敞明亮，有风扇，有暖气，三铺上下床，住六人，卫生间就在室内。真是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
小女儿现读初中，她从小进的是机关幼儿园、师范附属小学、市实验中学，全是一流的学校，为使她更有出息，我和妻“不惜血本”，从小学一年级就让她读“双语班”，课余时间练书法学二胡，她的“非正常花销”基本上等于他上学的“正常花销”。可想而知，小女儿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都是读书，都在“吃苦”，过去人、现在人、将来人，怎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