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就教我们唱了一首名为《人民公社好》的歌。
人民公社好啊，红旗升上天。
工农商学兵啊，样样都齐全。
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供销店。
公社力量大，办事为大家，一轮红日照中华。……

很快，我们学校周边农舍的墙壁上和远处的山崖峭壁上，到处都是用雪白的石灰水写成的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大标语。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条：“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天堂？共产主义这个“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富有好奇心的小学生都想知道。
一天下课后，我们围住班主任徐克荣老师。徐老师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也是我们国家奋斗的目标。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三大差别’也消灭了，我们这儿也会像大城市一样漂亮。那时的物质产品非常丰富，你想要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共产主义可以“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到了那时买东西是不是可以不给钱呀？”有个孩子问。
“当然啰！其实现在的人民公社，就有共产主义的影子嘛。如公社的托儿所、敬老院，使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多好啊！特别是公共食堂吃饭还不要钱……”徐老师这样说。我发现同学们的表情比较漠然，已全然没有了刚才那种闪亮的眼神。
突然，一个同学怪声怪气地领头叫道：“公共食堂一枝花——”，立刻就有几个人顺口接应：“几根红苕都没蒸pa……”同学们发出了一片笑声。
接下来的事，可能是徐老师完全没料到的，学生们竟然七嘴八舌地控诉起公共食堂来：有人说不要钱是假的，在年终是要扣除的；有人说饭菜像猪食，还吃不饱；有人说管理员多吃多占，给干部开特殊伙食；还有人讽刺炊事员得了“风痛病”，分菜时手不停地抖，抖得勺子里只剩下一点汤了……
徐老师紧张起来，学生这样讲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他立即大声地制止道：“不能这样讲！同学们，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是要犯错误的！”
谨慎的徐老师又对食堂作了正面的评价。他说公共食堂可以将广大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参加集体生产，意义十分重大。还说新生事物可能不完善，大家应多看食堂的积极作用。
我母亲是这所学校的教师，我和母亲长期在学校食堂吃饭，习惯了，没有其他同学对食堂那样反感。在他们控诉公共食堂时，我却在继续思考着共产主义的问题。
“老师，现在不爱劳动的人特别多，过了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了,怎样才能让这些不爱劳动的人‘把劳动当作第一需要’呢？”
徐老师楞了一下。看得出来，这个问题把徐老师难住了。他只空泛地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大堆理论，什么“加强思想教育”啰，什么“加强政治学习”啰，什么“批语帮助”啰，似乎他自己心中也无数。就在这时候，一个同学的提问解救了他。
“徐老师，共产主义是‘各取所需’，那时我们进馆子，是不是吃了糖包子又吃肉包子，可以尽自己随便拿呀？”大概公共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小孩们总是向往着馆子里的“美食”，所以具体地提出了进馆子的问题。
徐老师这才如释重负了。他笑了笑说：“你这完全是用现在的想法去看共产主义！到了那个时候，物质丰富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进馆子时就没有那么饥饿，只吃一点点就够了。况且那时的人们都很高尚，很讲礼貌，哪会像你们现在这样穷吃饿相的！”孩子们又发出一阵笑声。
我们的这场师生对话很快就被学校领导知道了。听母亲说，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校长表扬了徐老师，说他能及时制止学生的错误言论，并紧跟党的方针政策，对公共食堂作了正面宣传。可正当徐老师洋洋自得时，领导对他却又是当头一瓢冷水：“你也是，怎么能讲共产主义是‘各取所需’呢？这样乱讲是要犯大错误的！”
徐老师一听就跳了起来：“不会哟，不会哟！我咋个会讲错呢！上次区委书记作报告时就是这样讲的，我还记了笔记的哟！”好在当时有好几个老师都证实了徐老师的说法。
随即就有老师将先后下发的学习材料进行对照，发现最早讲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时是“各取所需”，而后来发下来的材料上印的却是“按需分配”。到底是“各取所需”还是“按需分配”呢？在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们眼中似乎是无所不知的老师们竟也困惑了。校长说，不管那些，就以后来发的文件为准，今后大家再也不要使用“各取所需”的提法，一定要讲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
回想起来，那时的孩子们都喜欢那“吃了糖包子又吃肉包子”各取所需的天堂，却不喜欢那“几根红苕都没蒸pa”的公共食堂。

（写于2010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