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距离县城8公里的关道岔村。论路途，乘坐十分钟的出租就能到家，有着和城里人一样方便，但要说地理位置，就和三、四十里外的乡镇没有什么两样了。
那天正好有空，决定和妻子一起回家看望父母亲。听说我们要回来，母亲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农活，忙着烧炕、换被褥、打扫卫生，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张罗个不停。
掀开上房门帘，一股热腾腾的暖气铺面而来，这种气流和母亲的爱子之心一样温暖，滋润着我的双眼。母亲正在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家里的那口摆钟，看到我们的到来，她显得分外高兴。
“快坐到炉子跟前暖暖吧，今天天气变得很冷，把你们冻坏了吧？”母亲一边和我们寒暄，一边继续擦拭着那口摆钟。一件一件地拆下来，用干净的抹布擦完所有的缝隙，又小心翼翼地一件一件地装上去。
“妈，这口摆钟有些年代了吧？”妻子看着母亲专心致致的样子，好奇地问。
“整20年了。这是你爸给咱家花钱买的最早的家具，到现在走的还很准。”擦完后，母亲摆回到了方桌的正后方。“当、当、当……”秒针很有节奏地走着钟点。
添置这口摆钟，缘于二哥上初中时的一次早到。
二哥是二爸的二儿子，那时正上初中。二爸是我们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高小文化程度。在当时，二爸是个文化人，又是教师，也是村上戴上手表的第一人，所以，二爸在村里威望很高。
在那个时代，手表、自行车、收音机三大件成为人们生活的奢侈品，一般家庭很难见到，就不用说拥有了。上工、散工、吃饭、睡觉，全靠太阳照射物体形成的影子的方位来判断时间，这也算是当时最准确的度量时间的方法。偶尔有从外面回家的“工作人”也会戴手表，乡亲们就会以各种理由凑过去和他们搭讪，看看手表的稀奇。“工作人”也很坦诚，会把袖口挽得老高，趾高气扬地挥舞戴着手表的手臂，有声有色地描述着外面色彩斑斓的世界。
二哥在距家10公里之外的乡初中上学，没有条件住校。为了既保证二哥足够的休息时间，又保证按时到校，二爸每天夜间要要起床好几回，看看手表，给二哥掌握好起床时间。
一个初冬的夜晚，二爸学校值班没有回家睡觉。二哥几乎一夜都没有敢睡，担心会因为失睡而上学迟到，他合身静静地躺着，耐心地等待着同村同学们发出预约的上学信号。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出奇，二哥不经意之间睡着了。等他梦中惊醒时，忘记了是什么时辰，只是感觉自己要迟到了，性情急噪的他一把抓上书包埋头就一个劲地往学校跑。那是个寒冷的夜晚，月亮挂得老高，显得分外亮，一丝丝寒光直泻下来，挤进脖子里，不由得人一阵阵寒战。当二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跑到学校的时候，发现那是一场虚惊。学校大门锁得紧紧的，校园里任何声响也没有。二哥明白了，上学的时辰压根就还没有到。
二爸虽在学校值班，但仍旧掌握着二哥的上学时间。在他回家准备叫醒二哥时，发现二哥并没有在家，揣着迟疑急匆匆地也往学校赶去。在学校门口，二爸看到了二哥独自一人靠在墙角，不停地哈手跺角。二爸觉得无奈又好笑，父子俩一起等待着天亮。
1988年，我报名上了村小学。父亲望子成龙，时常给我讲述关于二哥勤奋好学的事迹，激励我要向二哥他们学习，立志成材。为了免于和二哥同样的遭遇，父亲把积攒了一年的积蓄拿了出来，为家里制拚了第一件家具——摆钟。每到整点和半点时刻，摆钟就会发出匀称而又洪亮的撞击声，向大家准确告示着此时的时点。自从有了摆钟，父母亲从来没有为我们的上学时间担忧过，我也不用再担心母亲不会按时给我做饭了。和二爸的手表一样，这口摆钟，也成了全村最早的时钟。
改革的步伐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快速飞奔。从我家买回摆钟的第二年起，每到年终，村里经济稍有余头的家庭都会为自家买来一口大摆钟，各式各样，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上房方桌的正上方，和悬挂着的中堂一样，享受着崇敬的待遇，迎接新年的来临。再到后来，手表连同自行车、收音机如同潮涌一样，很快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初中上学报到的第一天，学校要求我们偏远山区的学生必须住校。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花5元钱在街道小卖铺里买了一块电子手表，让它陪伴我快乐地度过初中生活的每一天。
30年后的今天，随着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普及，曾经风靡一时的摆钟、手表开始为时代让步，很少有人再去关心它们时针的准确性。摆钟也便被做成庞然大物，请进城市家庭的某个角落，成为名副其实的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