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通知
1965年的夏天，燥热、沉闷，天边时而滚过阵阵的雷声，刮过呼呼的热风，却是不下雨，似乎在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
我的心境也和这鬼天气一样糟糕，郁闷、烦躁，坐立不安。
七月初，结束了初中升高中的升学考以后，便在家等待，没有了和玩伴下乡摸鱼钓虾捉蟋蟀的兴致，也丝毫吊不起与同学一起踢球、打乒乓的味口。
已经八月下旬了，同学都陆续收到了通知，唯独我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绿衣邮差给我带来好消息。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但几乎每天都是在失望中进入梦乡。
我的考试感觉并不坏，而报考的第一志愿又是一所技工学校，要求也不是太高。
三年前，我进入这所在本地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时，班里的同学几乎全是各个小学的尖子，在激烈的竞争中，凭着自己的努力，三年来始终稳稳地坐着全班前五的位置。
按常理，初中毕业后，读高中，进大学是我应该走的一条路。至少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这么认为的。
就在毕业前夕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改变主意了，决定放弃了继续读本校高中，而报考了一所技工学校，技工学校与重点高中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为此班主任几次找我做工作，我却是一根筋拧到底，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后他只得在理解的同时表示了惋惜。
改变主意的初衷是出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考虑，父母亲收入本来就不高，下面的几个弟妹们也将陆续进入中学，学费将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虽然自己也还只是十来岁的少年，但已懂得作为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宁愿牺牲自己的前程也要为弟弟妹妹们开创一条道路。
技工学校在学习期间食宿全免，毕业后即可拿二级技工的工资，或许是这些优渥的条件吸引了我。
八月底的一天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阳台上看书，书是看不进的，眼睛却不时朝门口瞅。忽见一骑自行车男子飞快地在我家门前停下，嘴里还高喊着我的名字。我开始心中一喜，转而失望，那男子不是邮差。
男子拿出一封信交给我，解释说他是学校的职工，录取通知被耽搁了，学校招生办直接让他把通知送来了，由于时间紧急，要我马上到学校体检，医务室的医生正在等着我。
至此一颗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考试成绩是这一届新生中最高的，引起了一位校领导的兴趣，他从招办取走我的材料，后来又因公出差，把这事给忘了。等到出差回来，已经到了月底。于是急匆匆派了名职工将通知直接交到了我的手中。
最后的阅兵式
开学不久，学校接到任务，组织一个五百余人的大方队参加上海国庆节的阅兵游行。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把数百人训练成像军人一样整齐划一的方型队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不幸的是我也被选入其中。
每日早起就开始训练，下午课后继续，有时晚饭后还得挑灯夜战，每天训练的时间有四五个小时之多。
负责训练的总教练是学校武装部长、民兵团王团长，一位四十来岁的北方汉子，转业军人，身板挺直，声如洪钟，训练起来一招一式，举手投足，一丝不苟。正步走时手摆到什么位置，在胸前停留多少时间，腿抬多高，步伐多少公分，都有严格的规定。

使一个人做到并不难，使一排人做到或许也能办到，但是一个数百人组成的方阵，横看、竖看、斜看，都要成一直线，整个方阵移动起来队形始终保持不变，难度就不是一点点了。
整个九月份，除了雨天，大家都自觉地坚持参加训练，教练严格要求，同学们认真刻苦，成果也逐渐体现出来了，队形像样了，摆手踢腿整齐划一了。
几年后，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后，无论是在新兵连，还是到了连队，在步伐队列训练时，常常被领导作为标兵单独挑选出来，显然是这段磨练帮助了我。
1965年10月1日，阴天，云层很厚，早晨出门还有点凉意。
当数万上海市民涌向市中心观看国庆游行时，我们已经在人民广场东侧静静地等候了好几个小时了，清一色的蓝工装，每一排的第一人肩扛着一尊火箭发射筒。
国庆阅兵游行是十点正式开始的，先是阅兵，在打着“上海民兵”巨幅标语后面，首先亮相的是步枪方阵，后面是冲锋枪方阵，我们火箭筒方阵紧跟着冲锋枪方阵，在通过观礼台的一刹那，随着一声“正步－－－－走”的口令，全队数百号人头一起向右，伸出右手敬礼，两腿伸直、落地、抬起，气势十足。
观礼台上，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的领导悉数在场，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
然而，造化作弄人，仅仅一年三个月后，1967年的1月5日，一个雪后初霁的日子，天冷得出奇，地面上一滩滩的积雪还未化尽，冒着丝丝的寒气。
上海第一次大规模的批斗走资派大会在这里举行，陈曹等人穿着军大衣，被“造反派”押着，站在主席台上接受批判。齐巧那天我也在现场，我不是造反派，一名旁观者而已。
自1965年的国庆阅兵以后，上海就再也没有举办过国庆阅兵游行的大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