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一天下午，天蒙蒙的下着雨。
走在路上，雨水打在伞上发出鞭炮般的声音，只是，耳朵里正塞着耳机，音乐的声音隔绝了外面的世界，沉醉在了自己的世界中。路过一家书店，信步走了进来。
湿气让书店里充满了一股香味，用力吸了一口，那是书卷的味道。随意的走动着，路过一排书架，拿起一本硬壳的书本，深蓝色的书皮上灰色的字体七扭八拐的写着几个字“死神的精确度”。没有别的理由，可能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比别的书小一些，有点可爱吧。
随便的打开书页，入目的第一段文字就像孩童一样在眼睛前跳跃开来。
“人类的死亡毫无意义，分文不值。也就是说，反过来想所有人的死亡都是等值的。所以什么人什么时候死，对我而言都无所谓－话虽如此，我今天还是要为了确认人类的死亡而特地跑一趟。”

“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里，最美的要数音乐，最恶劣的则是塞车。”
时至如今，我还经常想起傅国涌先生说过的话。他说，九十年代，“三本杂志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链条，第一本是《东方》，第二本是《方法》，第三本是《书屋》。”由于岁数的原因，我注定是要与这三本杂志无缘的。当我开始学会独立思考，编年已经来到二十一世纪，尽管我努力想与上世纪末建立某种衔接，并不断追问“什么是代表这个时代的思想”，但其间的桥梁和展示的平台总是无法构筑。
这是一个阅读前所未有的分散化的时代，没有一份杂志有力量凝聚所有读者。读者也变得不关心他人，阅读的惟一目的只是为了排解无聊。在这种时候，谁若是想“发动思潮”或挑起“文化论战”，无异于对牛弹琴、自讨没趣。识时务的，不如写写小说、随笔，弄点小资情调聊以自慰。
傅雷在评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的时候曾说，“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
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在看了《长裙过踝半厘米》后，感觉如果也用老夫子的眼光来看这个美女的新作，这个评价其实也很装很合适。在三十年代时，中国青年最喜欢的畅销书是《呐喊》，知识分子最有兴趣的是沈从文的《边城》，一个炙热刚烈，一个自在逍遥，而在新世纪的今日中国，《围城》式的调侃与张爱玲式的刻薄却在80后的才子才女手中运用自如——年轻时回忆人生与爱情，老了开始在性欲与革命上谋求创新。或许，凡事不拧过来，就是没有创意，这是否就是张爱玲所说的“安稳的人生”中发泄剩余精力的唯一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