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遇到韩寒，可能会被认为是猴年马月之事、关公秦琼之谈。但他们还真的在旁人的撮合下碰到一块了。之前一段时间贝塔斯曼书友会与新浪读书频道共同搞了个“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排行榜，在前20名中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之流被排在苏轼李清照之辈的前面，有网民说“毛孩子和文学巨匠出现在一起实在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如果看到最终排行榜的话，那这些网民更应该是悲痛欲绝了。因为这次连安意如余秋雨之徒都抢到一把交椅。

但有“血性”的网民大可不必这种排行榜愤世嫉俗，它根本就不值得。从几个数据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的浅薄毫无重量和谈。该活动从4月23日到5月17日共进行25天，有97355网民投票。这种排行榜本来就没有什么权威可言，虽然它很势利媚俗地请了十作家十博士等等。

网络时代注重的是点击率，点击率成为衡量影响力的最大标尺。可是单从点击率来给作家排行，似乎有点痴人所梦，言不可信。因为点击率被人斥责为万恶之源，它不具有任何可信度。传媒发展到今天似乎患了一种“忽悠综合征”，喜欢有事没事拿网民开涮一下忽悠一次，给自己增加些点击率。贝塔斯曼和新浪炮制的这个排行榜就是一个忽悠，一个游戏。有血性没血性的都被它们忽悠了。但痛定思痛，苏轼遇到韩寒虽不能成为悲哀，但中国文学在传媒时代的逆秩序却将成为莫大的悲哀。这个“逆秩序“很早就有人提过，只是当时还没有达到如此危言耸听的程度。“逆秩序“是：末流的作品享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只能沉默，而最好的作品却从未出现。

中国新文学从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在近百年文学史中，阶段性地出现了多次文学思潮、一批著名作家和大批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坛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带来了一片新景象。在网络时代之前的阶段，作品传播的方式主要是出版物等传统媒体，也许发行量成为衡量一部作品被“喜爱”的仅有指数。而进入新媒体时代，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工具的出现和发现，它所制造的影响力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收视率点击率更是甚嚣尘上，进而带动发行量的直线狂飙，忽悠着众多阅读观众。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媒体有预谋的策划，众多质量不够称重量的作家纷纷被打上腰封，用大词媚词吸引眼球以及点击率，从而制造一次又一次商业波，最好把发行量也改造成了万恶之源。商业之下，媒体和作家的一只眼装着名，一只眼装着利，却没有生出第三只眼装着作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般都写到1997年为止。从这点来说，“文学史”之后的这十年是没有被记录的，尚处于传播试验期，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都是无意义的。所谓盖棺定论，这十年的作品到底是成为精华还是沦为糟粕只能看将来。其实这十年确实是风起云涌跌宕起伏。有先锋重出文坛，有媚语大话文化，有体语制造惊艳，有神话重述传奇，总之各种招数都似乎要用尽，为的就是挽救中国文学被边缘化的悲剧，但越是这种偏偏越自甘堕落。优秀的东西终不能在历史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迟迟不见河洛出图，反而出现大批语言糟粕文学垃圾。中国文学始终在断裂中跳跃着走路，至于前进了多远，明白人心知肚明，糊涂者坐井观天，

西方“现代化”的文艺理论虽说被介绍到中国已久，但在应用上却总被泛泛运用，又不免引以为沾沾自喜。深度上无几，高度上几无。而在新媒体时代制造的迅速影响力下，作家们更是频繁地只眨眼不流泪，口袋鼓鼓脑袋空空，凭借的却是三流不入流的作品，玩的是点击率的嘘头。是有意炒作还是无意出名，都无情可原。读者在阅读时，只能看到作者的身高，却不能看到作品的高度，只见其人，不见其声。现代出版传媒业对读者的改造的急功近利，对各种文学类型等级的颠覆逆反，对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边缘消解，终于把中国文学的逆秩序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有水货。水货在腰封的包装下能改头换面地荣登光荣榜享有一时盛名。之后他就没有考虑水货的最终命运。伪面具有被撕下的那一刻，水货又被驱逐的那一天。但这这种虚构的阴霾下，中国文学却被它们闹翻了天，逆秩序长期得不到改善，只见作品不见一流，除少数优秀作品能杀出迷雾被读者接受外，其余的就只能呆在迷雾里当代机会浮出水面，或者永不露面。

虽然新时期也有些实力作家时不时有意无意玩个新新搞点新意为中国文学这潭死水添起点水波，但很快就被喧闹给淹没，并不能彻底激活中国文学写作的颓废现象，改变文学的逆秩序。占了麻雀窝巢的还是斑鸠。只有把斑鸠赶出来，麻雀才有自己的家，中国文学才能在“正常”秩序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