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不是中国的专利，也不是穷国的专利。不论哪一个国度，只要存在贫富的差距、社会的不公，就会有乞丐。我之所以想说乞丐的事，乃是缘于看了朱自清的散文《乞丐》一文。这篇散文给人的感觉是洋乞丐的素质和尊严不低，相比而言，中国的乞丐却要逊色了。外国的乞丐多半不是白要钱的，或书字，或绘画，或弹琴，或卖小物件，让人感觉不是装可怜求人同情的人。而中国的乞丐不同，多是以衣衫褴褛、形象猥琐、声音低颤来求人施舍，维持生计，有的更是以厚脸皮与人纠缠不清，逼人掏钱。中国土乞丐中能顾及尊严、以卖艺求钱者实在不多。
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那年头国家改革开放了，土地已经承包到户，经济已经稍微好转，但仍然有不少行乞的人。而当时社会上又的确有一些人冒充乞丐，靠行乞致富。假期中，有一个乞丐到我家门口乞讨，我不知他是否真的贫穷，想着政府是不会允许好逸恶劳的人行乞的，硬要那乞丐拿出大队或公社的证明来。结果那乞丐看我使了狠招，知道没什么希望，很快就离开了我们的村子。但后来的两天却发现那乞丐原来不止一个，而是一家，每个人都背了满满的一大背篓粮食，从我们村前的大路上经过。当时我的真是佩服自己的聪明，乞丐并不一定是一个高尚的值得同情的人，那伸了手白要人东西的人未必是真正的乞丐，即便是乞丐也不是有尊严的乞丐。
中国社会流行乞丐并不是哪一时代的事。金庸的武打小说里集团化的乞丐，也未必是子虚乌有的人群，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已经铸就了中国的乞丐文化。中国社会讲究行规，打铁的有打铁的行规，卖茶的有卖茶的行规，卖身的有卖身的行规，算命的有算命的行规。乞丐也是一行，自然也有自己的帮派，得有自己的规矩。乞丐多了，未免要划分地盘，分享利益，成帮成舵就不算是什么怪事了。而金庸笔下的乞丐倒还是一些了得的人物，黄蓉是爱国的女乞丐头，乔峰是行侠仗义、缓和民族矛盾的男乞丐头，他们似乎都是有尊严的乞丐。而丐帮中也有败类，他们既不向别人献艺，也没有民族精神，吃里爬外。小说中对乞丐的这样的刻画，也显示了金庸先生对乞丐的态度，要饭也得有点骨气啊！
以前的中国电影对人们多有误导，往往在电影里将乞丐正面化，让人感觉凡是乞丐毕竟都是遭人陷害逼迫而沦落的良民，那是受了政治斗争的影响。以前讲政治的时代，为了将旧时代的政治妖魔化，便总将那行乞的人刻画成值得怜悯的善良百姓。其实，一般人沦为乞丐的原因是不同的，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更有的纯粹是江湖骗子，我们怎么能将乞丐一律地美化呢？但有些电影也还是注意到了对乞丐的刻画，即便被政治害到绝处的百姓，也不是白要人东西的，他们也会去拉二胡，唱小曲。电影《洪湖赤卫队》里就做到了这一点，穷人再穷也是有尊严的啊！
因为中国的乞丐多半是不求尊严的，而真正受天灾人灾残害或因为先天的缺陷至于贫寒的乞丐，是会有自己的尊严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盲人乞丐瞎子阿丙，虽然也行乞，但却有着精湛的技艺，拉得一手好二胡，他的作品《二泉映月》还成了世界名曲。也正因为这样，我对于纯粹乞讨的人总是厌恶的，好几次穿行于城市的街道，遇上那前来乞讨的人，我总是报以不屑的冷漠，竟然内心没有一丝的热流涌动。但若是那乞讨者能唱得几首歌，会得几个字，我倒会心甘情愿地出手表示自己的同情与尊重。一个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人，又怎么能有资格得人怜悯呢？70年代初的时候，国家经济不佳，那时就有很多乞讨的民众。安徽的凤阳是出了名的乞丐县，农民们是成群结队地出去唱凤阳花鼓行乞，听说凤阳也是因此而出名的。尽管凤阳得了穷县的名声，但凤阳花鼓不也因此而声名远扬吗？凤阳人其实也没有因为贫穷而丢了尊严。
现在经济发展了，乞丐按理说应该消失了，但当你漫步城市的繁华地段，你依然能见到那三三两两的乞讨者厚着脸皮求人施舍，其实这些人未必是真正该你同情的。北京申办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成员来北京考察，北京市政府就采取了措施驱逐那些满街乞讨的人。当时一些人对政府的举措还有微词，以为那是政府搞光面子形象，不尊重同情吃不起饭的老百姓。然而我对那举措是非常赞同的，因为能跋山涉水到北京行乞的人，本身就是很有本事的人，真正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他有那本事吗？任由装可怜蒙人钱财的骗子和好逸恶劳的懒汉在作为国家形象的首都闲逛，的确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世上必然有落魄无助的人，任何社会都无法消除乞丐。但那万一落魄的人得知道自己是有尊严的人，你得像人家洋乞丐一样，也哼哼歌，诵诵诗，展示一下自己的技艺。若是那样，乞丐就不再是令人生厌的破坏都市形象的多余人，而是城市的一道风景。朱自清说外国的“警察禁止空手空口的乞丐，乞丐便都得变卖艺人”，看来在国外行乞也是要讲资格的，我们不苛求所有的乞丐成为艺人，但是希望他们多一些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