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屋升起袅袅的炊烟/那是饥肠咕噜孩子们腹饱的岸边/三餐煮红芋/稀水喂小儿/一年不知鱼儿肉滋味/父母起早贪黑在田地累/
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人们总是以填饱肚子就举家欢庆，以穿暖就万事皆吉，以托上一个熟人买上一斤煤油一袋化肥就无尚光荣，以生产队里年终工分不找钱为快乐……
记得小时，一段时间我总是拿着小儿书躲在门口的那颗枣树下，身边伴着一头黄牯牛，一地的牛粪猪粪，满天的苍蝇，肚皮底下呱呱乱叫，翻了几页书后就双手捂着肚子喊娘：还不回家煮饭，还不回家煮饭！家里草屋上的炊烟真的成了我和我的同龄孩子们幸福快乐的源泉。
记得一次父亲神情气爽地对母亲说，他已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家乡门口的凿山即将有人来开山凿石，这样他可以拉车运石，我家也可以下些外地运石工人赚钱。
父亲虽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是精于算盘，他治家的办法也总是精打细算，对每年的大概收入和支出总是利用晚上闲暇时间在算盘中敲来敲去，如果碰到意外的亲朋节礼，超出预算支出，父亲就向母亲提醒，一要从哪里节省，二要从哪里增收。而我的母亲，更是言听计从，起早贪黑上山砍柴下地讨猪菜，红芋出来掏红芋，花生出来掏花生，谷子、麦子成熟时就下地去拣谷、麦，哪样增收母亲就干哪样。为了和贫穷斗争，母亲还利用劳动业余时间学习了织袜子的技术。而父亲是个急性子的人，脾气不太好，动不动就向母亲和孩子们发起莫须有的脾气。但是，为了家，为了一家都能过上如愿的生活，母亲总是忍气吞声，从不和父亲计长计短。
母亲天分很好，而她的师傅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每传授一个知识点，总是若有保留。母亲仍以她较好的悟性，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可接下来的问题是父亲要用的板车，母亲织袜的机子钱从何出。在为钱发愁时，父亲发挥了他会动脑子的特长，一是以很低的价格向拉车工人提前收取房租，二是大胆向有钱人借高利贷，还义务为借钱人干活。
有了母亲织袜子的钱，有了房租，有了父亲拉板车的收入，家境贫穷的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
考虑孩子们都长大了，要付出一笔很大的教育投入，父母亲白天忙里忙外，晚上却在盘算着如何去争取更大的家庭收入。一次父亲在茶馆喝茶时，意外发现牲畜交易场门口一头病泱泱的母猪，当时所有人都在骂猪的主人，说他是穷昏了头，穷了心，拿别人当瞎子。而父亲经过仔细观察后，向此猪的主人问起出手的价格。被众人骂得一塌糊涂的猪主人，看了看父亲，哭丧着脸对父亲说，你别拿我开心，谁不知道你盛南是个精明强悍的人。当时，猪的主人说如果父亲真要，他可以三元成交，可父亲竟然大方地给了那人五元钱。一时，整个交易场都以百思不得其解的另类眼观看着父亲，甚至有人急啦啦地向我母亲报告，说我父亲不知在犯什么傻。值得钦佩的是，父亲真的有眼光，他凭着从小和猪牛打交道的经验和知识，这头母猪后来真的为我家经济好转作了重大的贡献。
父亲也的确有这方面的天分，只要附近有牲畜交易，就是再忙，父亲都会抽空去逛逛。很多牲畜交易员不看好的，父亲却总能在他们不看好的猪和牛中间发现奇怪的价值和商机。每次，父亲总是以出卖方意外高一点的价格收购一二头牛或猪回家，让母亲按照他要求的那样去养，在不到一至四个月时间，这些病牛病猪都会奇迹般的变好转肥。而赚回来的收入大大超出别人的意外，所以很多人都说我父亲就是憨头，有憨头命运，是命好。对此父亲却不以为然，他常常教导我们，办任何事都要心里有底，不能靠碰运气，不能靠投机取巧生身立命。
就为样，在我们兄妹四个人中，除了姐姐的确因当初家境贫困没有上学外，其他三个都上了学，而且我家很快也掀掉了茅草屋，盖起了瓦房，并且一盖就是六间。
旧矛盾克服了，新问题接踵而至。一个席卷神州大地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全民运动开始了，父亲一夜之间成了有尾巴的人，被当时公社的民兵押到公社办学习班。
这些民兵们被激情的岁月冲昏了头脑，凡是被抓进办学习班的人，不管是谁，也不问什么青红皂白，都会给你来点棍棒，叫你到太阳底下人群中间去游街亮相。生性脾气不好的父亲，面对这些民兵，不屈不挠，据理力争地说自己从来没有投机倒把，从来没有偷盗抢，从来是个合法良民。岂不知，这哪是讲理的年代，民兵们根据他们早已定好的罪名，给父亲扣上了一顶投机倒把的大帽子，逼迫父亲退赃，父亲当然誓死不从，民兵们就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拆了我家三间瓦房逼迫赔款。
经过岁月的折腾之后，父亲的脾气似乎较从前有所好转，家庭境况也没有什么较快发展，但在附近的村庄里，别人要想超过父母的劳动收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母亲格外注意做人，注意和乡邻处理关系，只要是父亲卖猪卖牛赚了钱，母亲总是叫父亲多买点肉和酒，请来邻居们一起喝酒吃肉，还常常大碗小碗地将肉送点给那些实在一年难见肉味的大娘小婶们；别人要是向母亲左借通挪，母亲总是爽快答应，还不时地拿些衣食接济别人。一时，我家那间由草屋变瓦屋，由瓦屋变草屋的炊烟不但受到我们的关注，还常常受到邻居们的格外关注，而乡亲们对母亲更是赞美有加。
大地一声春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从饥饿的死亡线上终于挣脱出来，人们开始能吃饱穿暖，过上了富裕的日子，昔日的草屋，逐渐退去了，变成了瓦房，变成了楼房；人们家庭用品渐渐有了收音机，缝纫机，脚踏车，黑白电视机，彩电，冰霜，洗衣机，摩托车，拖拉机，小轿车；村头又险又窄的羊肠小道，变成了村村通的沥青路，水泥路；门口又脏又臭的猪粪牛粪，早被乡亲们收进了卫生厕所，沼气池；参差不齐的自然村落，三十年间变成了如今的移民建镇小区、花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伙子大姑娘，早就云游天下，哪里有活干、哪里有钱赚，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在家种田的大伯大爷，不但不用再交天经地义的国库皇粮，还能拿到种粮补助；什么医保、低保、养老保险，国家都一一给你考虑得非常周全……
面对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执政党，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们，我总是想起昔日门口的枣树，枣树下的我，想起那草屋袅袅升起的炊烟，想起我那作古的父母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