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与韩寒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指斥巴金等作家“文笔烂”。此论一出，一时间议论纷纷，有的轰然叫好，有的当头棒喝。我想，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独到之处，也有他不足的地方。读者由于兴趣、爱好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发出一些异于常人的见解，原也无可厚非。我只知道，巴金一向是我喜欢的作家，他的作品曾给了我无尽的安慰和鼓励。
论作品，巴金可谓著作等身。从发表《灭亡》起，到《真话集》止，巴金的创伤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作品有一千多万字。不管是《家》、《春》、《秋》，还是《雾》、《雨》、《电》，是《海之梦》、《春天里的秋天》、《新生》，还是《第四病室》、《憩园》、《寒夜》，全都以一种崭新的文风扑面而来，它们或热烈似火，或冷峻如冰，或诗意盎然，或信笔直书，或希望永存，或幻想破灭。不管内容如何，全都是经过了巴金的思考的、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的鸿篇巨作。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不会躲在象牙塔里玩弄文字，他直面现实，写出了生活的种种形态。读他的书，催人警省，催人反思，催人奋进。巴金继承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内涵。可以说，缺少了巴金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不完整的。
论人物，巴金为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若干不朽的艺术形象。高觉新，一向信奉“作揖主义”的好好先生，虽然受过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可为了维持家庭、家族表层的体面，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牺牲了自己的妻儿，牺牲了自己的一切；高觉慧，阅读进步书刊，参加进步社团，同情弱者，尊重女性，他与高觉新最大的不同，是他敢于向封建家长宣战，敢于走出腐朽的家庭，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汪文宣，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实生活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战争，空袭，疾病，饥饿，寒冷，婆媳矛盾，让这个善良老实的读书人，让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死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企图以个人的牺牲来唤醒大众的杜大新（《灭亡》），继续着杜大新事业的李冷（《新生》），无药可救的杨万三与希望改变现状却命运不好的姚国栋（《憩园》），为不能忍受的生活而死的哥哥与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而死的郑佩瑢（《春天里的秋天》）……他们全都有着鲜活的生命，可冰冷的现实夺去了若干年青的生命。巴金笔下几乎都是小人物，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密不可分，写活了这些小人物，就是写活了一个时代。
论语言，巴金独树一帜。虽然他不像鲁迅、沈从文，可以称之为“文体作家”，但他的语言有其独到之处：感情真挚，以情动人。巴金不喜欢华丽的语言，他多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娓娓而谈，像与老朋友叙家常一样，让人倍感亲切。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让作品中的人物说他自己的话，这些语言与人物的身份是相符合的。巴金多数作品的语言如一条自然流淌的河，热烈奔放，不加约束。可他也并非一成不变，《海之梦》如诗如画，仿佛把人带入了一个迷离惝恍的世界；《寒夜》冷静客观，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冷黑暗；《真话集》明白如话，是经历沧桑之后的返朴归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海上日出》、《鸟的天堂》、《灯》是曾入选教材的散文，语言不可谓不美，海上壮美的日出景象、成群结队的鸟的交响乐、各种各样的灯光都给了我们美的享受，心灵受到陶冶，灵魂得以净化。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读着巴金的文章成长起来的。
论人品，巴金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良心。从少年读书时起，到百岁仙逝止，在长达八十多年的岁月里，他始终心向光明。他以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追求正义、人道、平等、自由、博爱，渴望变革现实，从而达到人人互敬互爱的理想境界，彻底摧毁剥削和压迫人的社会。外敌入侵，他积极投身抗日战争的洪流，写文章揭露日寇，鼓励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他心中有一团火，这把火催促作者不断地向前。文革中，他的身心都受到摧残，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笔。灾难过去，他没有纠缠于自身的委屈，他毅然拿起笔，以衰朽之年、病弱之身反思文革、反思自我。他没有一丁点的隐瞒，对朋友、对他人，哪怕只说过一句不中肯的话，写过一篇不实事求是的文章，做过一件不地道的事，他都要说出来，写出来，他不肯原谅自己，虽然他也是受害者，虽然他也是出于无心。只有这样，他才心安，他觉得这样才是对历史负责。不求有功于人，但求无愧于心，这是晚年巴金赤子之心的真实写照。
巴金，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他的作品，一定会有人研读的，他的人格，会照耀无数的后学晚辈的，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