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名讳，就想到一副游戏联。
古时候，一位考生与主考大人重名，就是犯讳了。主考官大为不悦，翻着白眼对该生说：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这意思很清楚，明摆是试一试该生肚子的墨水有多少，暗中也含有嗔怒的意思，你怎能与我同名呢？该考生也真聪明，也真有两把刷子，张口就来：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你能叫我也能叫！这么一较量，考官还真服气：后生可畏！叫就叫去吧。
生在古代很麻烦的。一个姓名，就会折腾得让你六二迷糊。比如，旧时人在生前曰名，死后曰讳，合起来叫名讳，指的是尊长或所尊敬之人的名字。不能说也不能写皇帝、尊长的名字，就表示尊敬的意思。当然，不一定对谁都要进行避讳，但对皇帝、师、长等的名字一定要避讳的。这是古代人无论说话、作文等要避讳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旧时的规矩很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尊者师长，上下级、大小辈，很明了。遇到了，都要遵守沿袭的规矩进行避讳，决不能乱来。所以我们阅读历史文献，看到很多改字、空格、缺笔现象，这表示作者不敢、不能或不愿直呼其名，那就想个办法吧，见了红灯绕着走总可以吧？要不说，做个古代人很麻烦呢。但古代人也很聪明，总会想个办法解决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字不让用，就找个替代的，谐音可以，少写一笔也可以，不写这个字大家也明白，那就干脆空着。如此这般，就这样搞定。讳名的由来，应该是周朝的时候开始的。这从《容斋随笔》中可以看到。其容斋三笔之“帝王讳名”条，做了考证。当时，虽然有避讳，只是限于本宗庙之中，不涉及百姓。那时作文作诗都还毫无顾忌的写：“克昌厥后，骏发尔私”，周成王时的诗歌，并不避讳其祖其父辈文王姬昌、武王姬发的名讳；周成王名“诵”，其在位时候，诗句一样可以有“吉甫作诵”；还有周幽王、周襄王等都无明确让人避讳的例子。真正将避讳当回子事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因为是第一个皇帝，总会搞些个标新立异的事情，才显得自己尊贵无比。于是，其父庄襄王叫“楚”，楚地别叫“楚”了，改了吧，那里有荆山，叫“荆”就是；秦始皇也不徇私，自避其嫌，自己名嬴政，正月别再用了，改了吧，一月、端月就很好。窃以为，这些东西，秦始皇不会刻意去考虑，很有可能是李斯们帮着想出的馊主意。以至于，由汉以降，名讳滥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代，为避讳刘邦的“邦”，就将邦字改为“国”；为避讳刘盈，将盈字改为“满”；为避讳刘彻，就将彻字改为“通”。若违反，对不起，是大不敬，要判刑加罪。历史演变到晋代，避讳制度已经很完善很严密。“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也还罢了，连皇后的名字也列入避讳的行列，这就有点过了。你说说，人们说话做文章，还怎么出口？怎么下笔？有位太后名阿春，那就对不起了，改吧！以“阳”字代“春”字，富春改富阳，宜春改宜阳，有才的人比比皆是。由此推之，名讳避忌在那时候很流行，就像网络时代的流行语，人人效仿，个个垂范，一时成为风气。若别人在言谈中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哭泣，以表示对父、祖的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时候，桓温的儿子桓玄在一次设宴待客时，大概是冬天吧，酒很凉，一位来客对侍者说：能否将酒温一温呀？桓玄一听到“温”字，马上痛哭流涕，而且哭得声嘶力竭，嗓子都哑了。弄得客人莫名其妙，一场酒宴不欢而散。试想，晋代人是否活得很麻烦？若每天遇到几次这样的事情，啥也别干了，哭的表演从早到晚如高山流水未可尽也。俺替他想：即使表演哭，也得酝酿一下情绪吧？不然，那眼泪如何说流就流得出呢？莫非晋代人的泪腺比现代人发达不成？所以，为避免言谈中触犯别人的家讳，那会文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说白了，就是对人家的隐私很感兴趣。不了解人家的祖辈名讳，姓名、字号都不清楚，那还不触霉头么？这种研究也就成为晋代的新兴文化，以至到南北朝的时候，这种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善避私讳成为士大夫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叫王弘的，特别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这很了不起，在咱看来，这是无用之功，在当时竟被传为美谈。这种功夫放到现在，很可能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很可笑，那个年代可一点也不好笑。
唐代李世民在位期间没有搞避讳这一套，但是后来竟成为唐代的法律制度加以推广实行，这是让李世民所始料未及的。唐高宗一反李世民的宽松政策，重弹起秦始皇以来的老调，先为祖先避一避，为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就将民部改为户部。徐茂公，名世勣，出将入相，位列三公，被封为英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先是被李渊赐姓李，叫做李世勣；后高宗让他再避一避“世”字，遂改为单名勣。那会儿没有现在的户籍电脑系统，改名字很简单，一改再改，说怎么改就怎么改，改了告诉大家一声，就行。虽然很委屈很麻烦，自己的名字自己不能做主，但作为当代的我，真的很羡慕。想起女儿性别的更正，就窝火。还没有改名字呢，一次性别更正的经历，就让你气不打一起来。一次就够。别说避讳了，就真的遇到避讳，人家公安部门可不管你那一套，即使你犯了国家最高级领导的名讳，也不能随意乱改。
避讳成为唐朝颁布的法律后，文人官宦的政治生活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即使再小心翼翼，也还有个万一呢，这个万一，就使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恶讳——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你看，咱们对“安”的期望，竟成为皇帝的恶讳。既然兴起恶讳，也就扩大了名讳的范围。据记载，避讳已经涉及到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做到了，皆大欢喜，想不到，那就倒霉去吧！《黄帝内经太素》的作者杨上善，跟风很紧，很快将古已有之的针灸穴位“太渊”改为“太泉”，其注文“飧泄”也为避讳李世民的“世”，将泄改作了“飧洩”；刘禹锡也很机灵，将《鉴药》里的“治身”改为“理身”，以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柳宗元写作《捕蛇者说》就将“民风”改写为“人风”；甚至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也未能幸免，略去“世”字简称观音。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称呼观音菩萨，少一个字，节省些许力气。
说话间，历史长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