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为了不让小孩子玩火，就说：“玩火会尿床的。”因为尿床毕竟是不光彩的事儿，而且还会遭到臭骂，所以当大人说起时，就不免有些害怕。暂时也不敢玩火了。可是小孩子是记不住事儿的，一高兴，就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
我家住在小河边，河水长年冲刷，使河床下切很深，到了冬天，在傍晚，我们几个小孩子最喜欢到河沿上挖灶洞，烧火玩儿。我们一部分人挖灶洞，另一些人拾柴草，一切准备好了，就开始发火，起初，火不肯燃，我们就轮番地爬在灶台前，蛤蟆似地撅着屁股，鼓起两腮，“呼——呼——”地吹，浓烟熏得我们眼泪直流，灶灰落到我们头上，衣服上，那一身才叫一个“脏”哦！火旺了，我们高兴地大叫：“烤大火，发大财，我的媳妇跟我来！，哈哈哈。”
“哪个叫你们玩火的，几个轻骨头东西！”，这时一个苍老的吼声传来，我们吓得浑身哆嗦，撒腿便跑。那是一个很壮实的老汉——我的大伯。他的房子建在河沿上，是一座一间正房加半间拖檐的茅草房。茅草怕火，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不过，我们觉得，我们玩的火是不会跑到大伯的房子上去的——毕竟隔有二三十米远嘛。但是，大伯不会这么想，他天生是个大倔头，认定那火星子是会飞上茅草房去的，因而非常害怕，非常恼火，真是气急败坏！我们跑远了，他也不追，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就使劲将我们的灶火践踏得灰烬火熄，然后，忿忿回到茅屋去了。
天色已晚，我们无心再起灶点火，也就各回家中悄然歇息，不能将这个事告诉父母，不然又会遭到一顿臭骂。
文化大革命，闹到武斗的地步，尔后，中央觉得应该下令停斗了，就用飞机撒传单，我们小孩子也捡到不少，当然，主要是作引火之用。武斗不搞了，就来大字报。我们那里叫河街——其实没有做生意（据大人说，很早以前是真正的街，有人做生意），没的生意做，但过往行人却很多，这个所谓的河街，是条大路（人行的，那时没有车的），对门熊家的房子是是长三间的泥瓦房。门面是铺门板——我们河街的房子都是这样结构——这一点还延续了早年街道住户的习惯。熊家门面是最佳的贴大字报的地方。贴大字报的人很多，他们你来我往，铺着贴不下了就叠着贴，一层又一层，写得什么，我们从不看，但贴大字报的人怕我们在他们走后就揭下来烧火玩儿，所以，还都很和气地说：“孩子们，你们等到晚上再撕啊，撕早了，别人看不到。”我们很高兴大人们知趣地求我们，当然让它多贴会儿——一两个小时吧，也有不懂事的人竟然恶狠狠地威胁我们：“你们几个小灾娃子，要敢撕我的大字报，我剁掉你们的手！”听了这话，我们不但不会怕，反而很兴奋——等他一走，就撕了他的大字报，就地点燃，谁叫他吓唬我们！
后来觉得撕下点火，没什么趣味了，大概是玩儿腻了，就想新招。
那一天中午，太阳很大，我和对门熊家华娃子、邻居陈家新娃子三个人各拿一盒火柴，就在熊家门面贴的大字报下边缘开始点火。我们点燃，然后，用手拍熄，如此反复，很刺激，很兴奋——好玩极了！路过的行人说：“这几个娃子想背时了，在板壁上点火！”我们听了，骂那人：“你吃多了，管淡闲事！”
几十分钟过去了，我们玩得正欢。这时，我们三人点的火拍不熄了，大火顺着板壁向上烧去，我们三个吓得不知所措，过路的大人都来打火，一会儿就将火扑灭了。虽然没有造成太大恶果，但门面却是弄得漆黑。我回到家中被母亲毒打一顿，新娃子和华娃子也没能逃脱挨打的恶运，不过不算是毒打——他们的母亲没有我母亲那么狠心。不过，我不怪母亲下手重，因为我们家原本不住在河街，而是住在老街东门幼儿园外，一九五七年，一场大火将我们的房子烧得只剩一堆烂瓦片儿——那房子是木头框架结构，着起火来，根本没法扑灭——那时可没有消防剂之类。
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玩火——那次的确给我们长了记性，直到现在，想起来都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