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7届毕业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刘谦的，个性沉稳，不多言语，不多朋友，不多感情，一看就是个和长相一般敦实的人。
毕业后许多年，我没有机会想起他，直到今天上午，在一家小店里，碰到一位老人，猛抬头，喊我一声“许老师”，我才突然想起刘谦这个名字。
“哎呀，你好！我今年除夕夜还提到你的儿子呢！”春节晚上那个玩魔术的年轻人也叫刘廉，和她的儿子同名。
“谢谢，谢谢，都过去十多年了，老师还记得他！”
十多年过去，第一次见到刘谦的母亲，就觉得她的精神比原先还要好，只是岁月已让她青丝变白发。
十几年前，可以说，我是先记住了这位母亲之后，才记住她的儿子的。在和她痛苦的交谈中，我得知刘谦的父亲早年病逝，他妈妈一个人拉扯着一双儿女，生活着。刘谦是老大，也许是丧父之痛给了他童年的阴影太深重，到后来变为少年的压力。一个母亲维持一个三口之家，日子是相当难过的，懂事的刘谦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几乎拒绝与所有人交往，当然也包括我。他选择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拒绝了我让他担任体育委员的多次邀请。
不和同学来往，“像神经病”，其实，他更像一个精神抑郁患者。
但他没有病，只有我最清楚。多年和这群年青人混在一起，碰到的有精神障碍或曰有心理疾病的学生每届都有，我很容易判定谁在精神上有疾病。刘谦除了不爱说话，没有任何异常的举动。不爱说话，只能说明他的性格有问题。
我强烈地在那群学生里为他证明着他没有病。
他要去当兵。也许，当兵是一个贫困家庭的较好出路，何况，他的成绩也不太好，精神状况更加糟糕，考大学是相当困难的。他的妈妈托了许多关系，才让他有了一个报名参军的资格，我为他做好了所有的文字证明材料，包括作出了可以给他办理高中毕业证的承诺。
但他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过关。
他在家里睡了很长时间，可能一个多星期后，他衰老的母亲拖着疲惫的双腿，好不容易爬上五楼来找我，希望我能去她家一趟，劝他来上学。
她的泪水是我一生中很难忘记的，我见过许多母亲的眼泪，唯有她是绝望的，无助的。
去她的家已是黄昏，在王家里的一个小巷子里，我找到了她半山腰的家，点了15支光的一盏灯，屋内依然很黑，可能有两三张椅子，一张既当书桌又当餐桌的“家具”靠在墙边。腿被铁丝拉着。刘谦睡在外面的房里，帘子后面是他的妈妈和妹妹共用的一张床。那时，这房子大约就叫一室一厅，外面用砖头砌了一间小厨房。
我已记不清当初是如何做通了他的工作，让他乐意第二天来上学的。
第二天，他真的来上学了。后来，中途虽多次流露过辍学的念头，但被我制止，别他母亲的泪水制止。
不幸的家庭有相似的不幸。他刚进入高三，妈妈就下了岗，九十年代后几年，中国的下岗大军汹涌澎湃，这个家就是被这场“洪水”淹没的。
不堪回首的经历。刘谦终于又要辍学了，他把书包从我五楼的办公室扔了出去，马路上传来激烈的叫骂声。
但没有砸着人。
他的妈妈跟在他的后面，哭着离开了。
但他后来还是做了我的学生，辍学的日子并不长久。
他是为贫穷而辍学的，他虽一句话也不说，却喜欢不停地重复着那句墩实的老话：“反正我不想读了！”
我用最简单的金钱交易，最终把他留在了我的课堂里。
“你想，你刚交了半年的报名费，一学期的自习费也交了。这钱是退不了的，你不读了，呆在家里，不等于是白白地浪费钱吗？至少要把这笔钱用得差不多了再说！不读书却白吃饭，不是更增添了你家里的贫困吗？”
在苦难中长大的孩子最知道“钱”的价值，“等价交换”与“概不退款”让他初步领略了苦涩的经济学常识。
他无奈地回到学校。我提心吊胆，他跌跌撞撞。
到高三毕业，到满含笑意的母亲告诉我他已经被黄石高专（黄石理工学院的前身）录取，我的心才和他的妈妈一样放下来。
后来，我离开了那所学校，更换了住址、电话，就再也没有联系上。
“许老师，刘谦还经常念着你，说没有你，他就没有今天。”
“哪里哪里。”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一个母亲的感激，甚至连客套话都不会说了，说出来很不自然。她现在虽白发满鬓，但精神显然比我上次见到时要好许多。上次见她，是在十年前。
“刘谦现在在哪里工作？”
“在电厂，结婚了，爱人在电信上班，女儿都一岁半了。”老太太像历数荣誉似的，报告着儿子的一切。
“恭喜恭喜。”我说。
这连声的恭喜，发自我的内心。
“我现在享清福啦——”她说，“帮儿子带带孙女，帮女儿带带外甥，两头都抢着。”
这个不幸的母亲，在劳累中体味着一个做母亲的幸福，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刘谦现在才爱讲话啦，都当了好几年班长了，马上可能要当副经理了！”老太太继续说。
我给了她一个电话，对她说：“叫刘谦给我打电话，说我想让他请我吃饭。”
“好，好，应该，应该。”
卖小百货的老头木讷的站着，瞪着我。我差点拿了牙膏忘了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