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上原有一道帘
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小时候,透明得出奇。要想干什么,一声召唤,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照例造出许多有趣好玩的事。春天不等杨柳抽芽,就将刚刚发绿的枝条悄悄折下,用小刀齐口切成小段,把树汁刚刚浸透的干顺势抽
象我这样年纪的人,小时候,透明得出奇。要想干什么,一声召唤,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照例造出许多有趣好玩的事。春天不等杨柳抽芽,就将刚刚发绿的枝条悄悄折下,用小刀齐口切成小段,把树汁刚刚浸透的干顺势抽出,做成口哨,于是,春天就在不成曲调而放肆无忌的悠扬的“笛声”中欢快而悠扬地飘荡起来。夏天更是痛快,走进一条不知名的山沟,任意作为,摸螃蟹、捉蚰子、斗蟋蟀、摔泥巴……每天都灰头土脸的,但只要哪个说一声,跳沟越堑,偷鸡摸狗,从来没有犹豫。到了秋天,柿子火红,核桃翻绿,石榴张嘴,那喜人的景象,不得不使人心生歹念,用不着撬课(那时放学早),偷偷地摸到农家的田院,那紧张担心丝毫不逊色于特工搞情报,事先排查,分工协作,滴水不漏,但计划总没有变化快,好象每次都有人告密,因为几乎每次都能够听到霹雳乍惊:“干什么的?”接着传来一阵狂吠,我们这些小伙伴便脚下踩云,耳旁生风,一口气跑出两里地,直到后面没有一点动静,才敢回头……然后相视几秒,仰天大笑,瞧瞧手里的柿子,早已攥成泥浆。虽然知道农民善良大度,根本不会与我们这些小屁孩计较,但是没有一次在听到严厉呵护之后原地不动,因为我们知道,万一遇人不淑呢?
直到现在,才突然发觉:本来纯净的儿童心上也有一道帘。夜色一降,群策群力,共同研究,编制出口径统一而且能让大人们相信的谎言,一致表决通过后,才胆怯怯、目炯炯地溜进屋里,可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已跟在身后:“又野到什么地方去了?”声调不高,但杀伤力足够,赶紧诚惶诚恐地解释,可怜两股颤颤、口结巴巴,往往将本已熟记的不似谎言的谎言说成了真真切切的谎言。弄不好,还会皮带伺候。
儿时心上的那道帘太脆弱,一眼看穿,一点就破,只要大人们愿意。
过年是儿时最企盼的,而最有诱惑力的当然是压岁钱。少则一两角,多则一两块,正是有这么大的浮动空间,就有了心里的小九九,出门时间少了,伏案的时间多了,在这一多一少中倒也增进了不少。每当回想起这些,就似听到母亲轻扣桌面,自言低语:“吾儿乖巧,长了记性。”孰不知我们惦记的正是她的口袋,她似乎真不知道,每年三十,都将口袋里翻个底朝天,按学业好坏和可持家务多少分配,看着兄妹四个在得到最可能高的压岁钱后窃窃地一旁欢笑,她也笑着甩甩手,好象将一年来的辛苦和负累都甩掉了:“没有了,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后来,外出读书,与母亲隔得远,书信也随着岁月延长而疲惫得拖不动脚步,而每年的春节,生命的节奏一定会拖出一个令人难忘的长音,优美而韵味十足,让人陶醉在亲情砌成美仑美奂的雍睦的庭院里,唤作一次次长时间的嘘寒问暖、谈天说地。谁何时得到了感冒、长了第一颗牙齿、走路的可笑样子母亲都记得非常清楚,甚至,连我从山中“带回”的萝卜如何藏在灶旁的夹缝里又如何被老鼠啃得七零八落的情景都能生动地呈现,我从此相信传说中的隐身术,因为我在做这些的时候,母亲一定用了。
伴随着外面酣畅的爆竹声,庭院里的欢笑声总在饺子上席、酒宴停当的时候格外响亮。唯在此时,我们兄妹四人都心照不宣,生怕这短暂的欢乐如幻影如梦境一样转瞬即逝,无处寻见。
离家的脚步渐行渐远,来到南沙亦有二十年了,心上的那道帘子依然还在。每次春节不能回家,总要给父母打个电话:“您还好吗?注意身体,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分。”母亲那头的声音不再象以前那样宏亮:“我一切都好,不用牵挂。”她的话越来越少,此时简练成一个含糊而重复的字:“好…好…”。我的泪流了下来,分明看到家乡的庭院里被那帘子遮住的白发、眉宇间越来越多的担心。
母亲从不过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我知道她故意地为我们拉上了一道帘子,她也知道世道艰难,害怕扯开帘子,所有的辛酸、忧愁、痛苦、坎坷会一古脑地流满大地,一片狼藉。
我的祖籍在河南,60年代父母为躲避天灾来到陕西,现在她的孩子一个个相继到外地工作,而且一个比一个远,其内心的凄楚可想而知,于是,我们也自觉地为父母拉起一道帘,从来都报喜不报忧,原来这也与母亲是一样的。
帘子拉起,外面是旖旎天光无限好,里面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唉,心上的那道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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